我们实习的时候从封顶出来，它有一个封门，是用布包得严严的门，从这门进去之后要把这个门关上，那个门才能打开。但是关了这个门之后里面就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得摸索着才能去开另一个门。我们也不觉得特别可怕，就是觉得有一种气体冒出来挺难闻的。我们下井前老乡会教我们，就是我们出去往外走的时候，要逆着风走还是顺着风走。他们还教我们要往通风井走，要是有封井门，老乡就带着我们走封井门。
其实煤炭上出事故是难免的，一个人无论再严谨，也有犯糊涂走神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平常特别机灵，可是到那时候就给毁了，不是说谁能阻止得了的。有的人特别马虎，大家都觉得他很容易出问题，但他就是不出问题；有的人平时特别谨慎，天天扒煤车，就认为自己出不了事，可是结果还是出了事。比如老是防着瓦斯爆炸，但它该爆炸还是要爆炸的，就是那样。都是说不准的，这些事故不是人为的事情，很多时候它就是偶然的。像我们那儿瓦斯爆炸过一次，在瓦斯爆炸之前谁也没有感觉出来，后来想起来再说怎么着的，都是马后炮。
这些事故是很难避免的，属于概率问题。但是小煤窑就要制止，因为里面人为的事故特别多。老治理小煤窑，但治理没几天又开张了，实际上这都是腐败造成的。我有一个同学她爱人也是学会计的，她爱人在山西煤炭厅管一个不重要的章，就在他的桌底下都能抄出五百万现金来，可想而知官员们都腐败到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在一个企业里头，工人跟工人之间的待遇不一样。有正式工、合同工，还有农民煤矿工（毛泽东时期都叫农民煤矿工）。农民煤矿工在那儿签三年，而煤矿工是签一年算一年，我们属于合同工。西山煤矿一开始招员工时，员工有的是国民党时期留用的，还有一些是基建的，以前最早的那些工人没有续签合同。我们则都是长期的合同工，后面还有三年、五年的合同。为什么胡锦涛主席后来改了政策要提倡全民福利呢？那是因为农民煤矿工很多人隔几年就得了肺病——那时候把他们从煤矿打发出去了，但是他们出去后到了四五十岁肺病就发作了，得了煤矿特有的矽肺病。
那时候工资不高，三线农村特别穷，连媳妇都娶不起。这些农民煤矿工在煤矿工作几年挣点钱回去娶个媳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会恶化。那会儿的工人也都是按月领钱跟我们一样，但是五年之后就不用了，就换一批。因为他们已经都有病了，不能再用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井下工作特别辛苦，对人的身体伤害也特别大。过去井下死一个人得赔四万左右的钱，当时四万块钱能管点事。
现在我觉得煤矿上工人的素质普遍都高了，以前的农民煤矿工根本就不懂得到北京来打官司，争取他们的权益之类的。后来的年青人都懂了，他们中最大的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再往后就是农村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了，都知道争取自己的权益了。
我是一九七四年去山西西山煤矿工作的，下井下了四五年。到八几年的时候就不去井下了，那时井下工人也多了，因为它有基础了，基础上来以后产量就提高了，就没有必要让我们做会计的下井去了。那时候煤炭都特别紧张供不应求的。
财务工作•备受关照
不下井之后，我调去做财务上的工作，一开始我在西线管工程项目，就是管我们西山矿务局的所有工程，管理国家拨款什么的，那些工程都是由我们负责。那时有三个工程队转业到我们那儿，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负责。那个工程上的各种费用都是国家出的，特别复杂，因为牵扯的工程太多。那会儿所有的东西都得让我们去计算，我们计算科有两个师傅，还有一个大学生。我主要管物资，就是管建设用的物资，有个仓库专门负责工程拨款。我们四个人就是我们师傅负责领导着我们，那时候人的责任心都特别强。
我们那时候管库的人，必须是正式职工，那些劳模不会在东西没到的时候就把款拨下去，那样他是有责任的。工程都有工程预算书，比如这堵墙就是三层楼，盖到三层了就要结算一下，就是得结算一下三层的主体工程，发主体工程款得看是不是把工程完成了。主体工程再加上里边带的水管、水桥这些都有，就能结算，如果这些都没做就不能把钱结算了，这都是有责任的，必须一丝不苟，否则将来出了问题不好办。
我们处长平时挺照顾我的，因为我体质不好，领导看我老爱睡觉，睡过了也不追究我的责任，也不批评我或者给我难看。有的人就会说：“你看有的女同志现在都成了处级干部了，你看你怎么混的啊！”我说：“这个不能比。”为什么不能比？因为本来我在那就属于别人照顾我，我身体不好，再跟别人提这个就没意思，他们照顾我，工作时间甚至上不上班都由我自己来掌握。在这之前每月的一号、二号、三号都特别忙，可是我碰巧那时候来例假就延长了几天，那时候刚生完孩子就带环了，有大片的积血，每次一来例假就没法上班就得休一天，当时科长就说：“你这个女同志没办法，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他们也不会过于苛求我什么。
当时也不扣工资，奖金和工资从来没有扣过我的，每次发奖金还都有我的，反正有好事都有我的。就是说我这个人实实在在的，虽然体质不好，但是我人缘特别好，特别热心帮助人，不管是老的少的我都帮忙。我做得很好，工作上我并不是偷懒，能做到的自己都做到了。
我工作后没有怎么参加政治运动，工作后的最后一次运动就是整“四人帮”，我都不参加。我不参加是明智的，因为那时我们单位整“四人帮”实际上是两个处长互相整对方，他们都想当正处长，就以整“四人帮”的形式整对方。我看得明明白白的，就没有参加，所以我哪个人都不得罪。
他们那时候说不能跟“四人帮”（就是被打成“四人帮”的人）说话，不能这个不能那个的，我根本就不理他们。我们那个处长被打成“四人帮”以后，有个老头就来我们单位要处长的章，因为处长已经停职了，不能盖他的章了，但是那时所有财务处的单据上还盖他的章。当时是我拿着这个章，我肯定不能给他啊！当然他也不是冲我一个小孩子来的，自然是冲着我们处长来的，我不给他就在门口和我吵架。我说：“我不能给你，要给得等头说了话。”就是要领导同意了我才能盖这几个章，不盖这几个章，单据不生效。比如拿着支票上银行去，银行也不给钱。我说：“换届以后我一定给你，只要换届我肯定给你，我先保存着，绝对不会乱用。”
那时候的“四人帮”小组里，有些人真是心术不正，他以为我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就把我叫去了，说是有什么活动，这个那个的。我心里头就想，他就是想要那个章，怕以后出了什么事要负责任。我就跟他说：“将来那个章誊下来，有新的时我再把这个还给你。”这个人我不知道叫什么，他不是我们处的，是我们一个支部的，那时是以支部为单位搞运动。他就说：“你这个孩子不老实，不说实话！”我说：“我怎么不说实话了？我就是这样啊。”他后来又是哭，又是闹的，说了一大堆，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就一拍桌子大声说：“出去！没你什么事！”
后来再开会他们就不叫我去了，我想不叫我去更好，本来我就不想去。整“四人帮”的时候，我们都拿着暖壶去锅炉房打水，那时候不管是局长还是处长都得自己去打水。整完“四人帮”以后好像局长都了不起了，都得那些事务员给他们打水。现在的局长都有派，夹个包，后面还得有跟班的，那时候的局长、处长都是自己打水倒进水缸里。那时处长就在会上说：“有的同志每天见不得‘四人帮’，还处长长处长短的。”我一听就笑了，心想这肯定是说我呢。那时候“四人帮”在专案组受审，他能出来打水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