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见到她儿子了，就告诉他了，他儿子晚上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他儿子就不干了，就找红卫兵的人，于是两个红卫兵就吵起来了，差点儿动起手来。他爸带着警卫员开着部队的车，把他妈的尸体领走火化了，他们也没有开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说：“这件事“文化大革命”后期再处理，现在不跟你们说了，你们都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一九六八年我们插队的时候，有到东北的插队，他们这几个打死过人的人哪都不让去，就让他们写检查，给他们办了一年半的学习班，跟坐了一年半的监狱差不多。最后他们参加工作，这些事当时都已经入档了，档案里记载了他们曾经打死过什么人，他们就是想当兵也不行了。我们原来红卫兵的头，他后来一直当工人，好像都得在监督下劳动，就是因为这件事写在档案里了。
我不和爸妈讲这些事，因为我要讲的话他们就开始说我了，我妈就会担心害怕。我们原来在青年湖住的时候，只有房东他们一家是旗人，他们家有点儿财产，因为他们家以前是给皇上看坟地的，他们家装大米和小米全是用古瓶。给他们家交房租一般都是我妈去，我妈生我弟弟的时候，是我去他家交房租的。那时候租金也不多，他们每年收的租金还不够修房子的钱，所以他们就把这房子交给房管局了。在临交房管局的那一次是我交的房租，我们一个月才交五毛钱房租。
房东在把房子交房管局之前只收我们两毛五一个月的房租，因为每回房子漏了都是他自己修，他们的房子多，他是铁路上的工人，是共产党员。我去交房租的时候发现他们家那正房里有大古瓶，有很多大米、小米、面都用大缸盛，还有许多从皇宫里出来的东西。我妈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也没必要跟她说，”文化大革命”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没有跟她说过，因为我们一直在那儿住着，我们跟房东的关系特别好，房东家的儿子是铁路技术段的职员，不是工人。
就算揭发他的话也不能把他划成资本家，他们家以前是给皇上看坟的，虽然有钱有东西但是没有地位。他有地，他们家一直种着两三亩地，也不属于公社，他们家的地就一直种着，那块地原来就是坟地。
我们在一块有时候就骂那个打人的同学，说那个人真坏，但就只是说说他，平常也没什么可说的，每天就是晃晃悠悠的也不上学。
我也算参加过运动，就是抄家。我们当了一段红卫兵。街里头一有谁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去抄家去。别人举报了，居委会就找来了，说是让我们帮着抄家去。
我们红卫兵组织的头，我之前为什么说他有脑筋？那时因为他们家是供电局的，他爸是部队的。后来他去当空军，虽然有点儿伤疤没当成飞行员，但也当上了地勤。因为他家里特别有文化，也是革命家庭，他就特别有主见，这可能跟父母经常和孩子交流有关系。像我们的父母懂的不是太多，不可能跟我们交流这些重要的东西。他就比较有主见，过分的事从来不做。像我们同学打死人这件事，他就出头质问：“为什么你要打死人，你们斗争批判都可以，但是没有说要打死人，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你们懂不懂有法律？”那些红卫兵根本就不懂。”文化大革命”那么乱，别的人一般到那个时候都不敢说，他就敢说。因为他们家属于高级干部子弟，出身好、条件好，他什么都不怕。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属于非常有素质的人。
中学时代•“文革”
再接着说抄家的故事，那次我们抄家，抄的是南横街那儿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从工人俱乐部往西走叫南横街，快到工人俱乐部中段的位置有一个四合院，那四合院是一户姓朱的人家，他们家是研究历史的。他们家儿子在清华，他爸爸戴着眼镜就像白癜风的颜色一样白，脸红红的。他就说自己认识郭沫若、康生，他们对历史有研究，说他们家的东西是中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对我们说：“你们既然来了，我就对你们提点儿要求，你们能办到了，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了了。我已经七八十岁了也干不了什么了，我有血压高、糖尿病，我的病挺多的。我本来想让我儿子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但他也不干，他学的是理科，考到清华了，我也没有人继承了。本来我这一代完了就应该把这些东西交给国家，既然你们来了，我就把这个事提前做了吧。”他还说：“你们按我说的要求，把它们全部分类装箱，封存好了交给北京市委，再让北京市委给我打个收条。我本来没有能力做这件事，虽然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乱了套以后我不知道该找谁了，我认识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了，你们来了我正好也不用出去找人了。”他神情很无奈，有种说不出的颓丧感。我们一看他那样就害怕他会出事，我们就问：“你儿子在哪上学？”他说：“在清华。”
他们家什么都有，他后来打电话叫他儿子回来。他儿子特别没出息，就跟叛徒似的，老是冲我们点头哈腰，一说话把他吓得直流汗。看过小兵张嘎里头的翻译官吗？就像那劲儿特别没出息。他爸爸就有气质，慢条斯理的，说话也特别平静。
当时我心里就想，他儿子怎么那么窝囊，但是我们不能说出来。我们都不答理他儿子，就觉得他儿子太懦弱了。别看是那种环境，但是我们从心里头佩服他爸爸。
我们当时就打开了房门，五间东厢房和西厢房里面全部都是书，还有字画和皮袄，大部分人都想不到，也见不到那些东西，我那次真是开了眼了。那些真是国宝：有各朝代的字画、折扇、绢扇还有绣线。绣线就是苏杭的绣花，有的是线绣，有的是皇宫里面穿的衣服前胸或者底下绣的一片一片的，最后往上缝的那些东西。他都是按朝代保存的，什么唐朝唐太宗的，元朝的……有一个箱里保存下来的都是绣线，还有名人字画，都是整盒的，当时我都傻眼了，我心里想这老头真不简单啊！为什么说是中国唯一的呢？因为这都是原版的手抄本，他说国家图书馆里的都是翻版复印的了。比如唐朝的东西都是在清朝或者什么朝翻过版了，国家图书馆保存的都是翻版的东西，正版和原版都在他这儿。他这些书都是拿栅子——因为栅子特别软——一组一组套上了的，还有一套几本的，都是拿骨头针别的，那折扇一打开都是名人字画。
我们把这些东西一整箱一整箱地都交给市委了，就是哪个朝代的，哪年的都给它贴上标签了。那时候红卫兵都不会骂人，就跟人家学的，我们就骂：“他妈的这个居委会老婆子，还真会拍马屁，说得抄资本家，让咱们抄人家来。”大家就说这个老婆子真可恶。”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他这些东西还在，也没有损失，他还活着，这就证明他在那儿都闹不清他是干嘛的，居委会的人就按资本家的名目举报他的，就因为他住的是一个四合院！说实在的之前也没有人进去看过他们院子，就觉得挺神秘的一个地方，除了他儿子和他也没有人进去。他老婆早死了，居委会看到他们两个人住那么大的院子，还雇着保姆，就认为他们是资本家，这都是乱扣帽子。其实他在东城区是名人，那个皮袄他都是按年代标记，有内蒙的、新疆的，不同的款式他都有，有的是皮筒的，有的是带金的。把这些皮袄一抖就有金豆子往外流，还有金砖，我们都装起来，把金砖、金豆子都给上交了。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就做了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就是把那个老学者的东西交到市委里去了。市里还给他打了个收条，那老头特高兴，都流泪了，当时说：“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他懂这些东西，给我们写了条子，告诉我们这些红卫兵到市委里送给谁，那时候运费都是他出的，他还给了我们红卫兵组织的头好多钱。我们就装箱子拿汽车拉走了那些东西。我们唯一做的就是这么一件好事，就是把那些东西保存下来。那些东西交到市委都封存了，因为都是属于国家的东西。他那些东西如果当时不是我们抄，别人抄散乱了就麻烦了，那些东西都实实在在地交给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