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没多久他又到城里去上班了，一周只回来一次。我和我们家老太太在一起住了有一年的时间，之后我就去北京找他了。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丈夫向他们掌柜的借了一间房。房子也不大，大概只有六平方米的样子，只能在屋里搭一张床睡觉，不过这对我们夫妻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那个时候找房子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挺知足。借房住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又在西直门里南小街找了一间房子，大概八平方米左右，比原来的稍微宽敞一些。总之来到北京我们前后搬过好几次家，在三义庙住了一年，也在南厂街住过，之后又搬到菊园。
公私合营之后他在公司里面做钳工（即切削加工、机械装配和修理作业中的手工作业，因常在钳工台上用虎钳夹持工件操作而得名），也当过“劳模”，他为人实诚，干起活来一点都不马虎，工作上也很认真，一丝不苟的，只是那个时候每天都特别累。我刚生完孩子那段时间他都没时间照顾我，整天忙着上班。不过也没办法，不上班就没办法养活家里，家里好几口人要吃饭呢。
他原先的公司在西直门铁厂，之后去了建筑对外公司。他在公司里干了没几年就去了蒙古了，也是去当钳工。那时候都是政府派他去的，当时还是我去车站送的他。其实他心里也不愿意去，可是不愿意也没办法，国家分配的任务就要好好完成。那时候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别人都去我们不能搞特殊。他在蒙古先后差不多待了七年，每年都会回来一次，每次回来能待一个月。每次他回来我都挺高兴的，给他做点好吃的，有时候他也帮着我干点活。在蒙古工作期间他也会给我写信，有时候打电话，家里搬家了我都会打电话告诉他。
他就一直在公司里工作，后来入了党，由钳工转成了行政干部。他是六十岁退休的，因为得了脑血栓。那天他正在单位值班，我们也不知道出事了。后来接班的人去了一看他晕倒了，就赶紧把他送到职工医院去，大夫一检查说是得了脑血栓。然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打针、吃药，然后就治好了。后来这病没犯过，现在他身体还不错，就是说话不太清楚，有时候还流口水。他吃药的时候都是我帮着去拿药给他吃，他自己糊涂了，分辨不出来。
现在我们两个人都退休了，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他待在一个房间，我待在另一个房间，谁也不打扰谁，都挺清静的，上年纪了就喜欢清静一些。早上的时候我们俩会一起出去溜个弯，有时候他爱骑一个三轮车，给一帮老太太拉菜。人家几个老太太去买菜，他就骑个三轮车跟在后面。有时候人家买的菜拿不了，他就骑三轮车帮人家拉回来。他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我这人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但是我丈夫喜欢养花养鸟。老年人都爱养这东西。他在家养了点花草，养了两只鸟，叫得挺好听的。每天他就是忙这些，有时候我也帮着他给花浇浇水，给鸟添点食儿。
我丈夫今年八十岁了，前一段时间刚过了八十大寿。生日是在我们大姑爷军区里的饭店办的，我儿子、闺女、孙子等一大家人全都来了。现在我外孙女都有小孩了，我们家是四世同堂。过生日那天我丈夫特别地高兴。看到自己这么多子孙都平平安安的，又都这么孝顺他能不高兴吗？
我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这人心肠好，挺老实的。看起来挺和蔼，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为这个家默默地付出，这个家从成立到成长一直到现在，都有他很大的功劳。或许这就是人们常常讲的沉默是金，亦或是“高山不语，自是一种巍峨。”
家有儿女
如今我已是子孙满堂的人，家庭和睦，子女孝顺。我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是1953年结的婚，1954年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95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的丈夫到城里来了，他每天要去上班，我就在家里干活。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我怀孕的时候不像别人似的害喜害的那么厉害，只是不太愿意吃饭。还是我丈夫看出来我不太对劲，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病。我丈夫不放心，非要带我去看看不可。于是他带着我去了一家私人诊所，老中医给我号脉，说道：“恭喜啊，您有身孕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夫妇都特别高兴，我就是要做母亲的人了，但是当时我丈夫工作很忙，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我们家老太太，也就是我的婆婆知道我怀孕的消息后就从乡下来到城里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那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这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的心情，希望能够早一点见到自己的孩子。那个时候家里穷，去不了医院。不像现在女人怀孕了就一下变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还要隔三差五地的到医院检查一次。我在怀孕的期间干的活一点也不比往日少。十月怀胎，产下娇儿。要生的那天，丈夫找来了接生婆，就这样我的第一个孩子在家里降生了，是个女孩，我们为大女儿取名素莲。当时全家人都很高兴。中国传统历来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直到现在这种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深。可是我们家就不在乎这个，觉得男孩女孩都好。我们家老太太也是一个特开放的人，她也不介意我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自己的骨肉都是一样疼爱的。全家人都笼罩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之中，大女儿的出生使这个家变得热闹起来。
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天天在家带孩子，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邻居，我们两家关系还不错，她也是在家带孩子，白天没事的时候我们俩就带着孩子到处溜溜弯，聊聊天。可是后来我这个邻居搬到了天津，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坐月子的时候，都是婆婆一直在照顾我，我妈妈也来北京照顾了我一周。现在的女人坐月子都是天天鸡鸭鱼肉的补身子，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我坐月子的时候也就是每天吃点鸡蛋，喝点红糖水、小米粥，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了。实际上我在生完大女儿以后没多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1955年，我在家中生下了我的二女儿素珍。紧接着1958年，我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王福祥。当时要生的时候我丈夫正好从外蒙古回来、他第一天回来的，我第二天生的孩子。当时家里条件好一些了，他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老三是在棉花胡同医院生的，小儿子王福生是1963年生人，他是在第三医院生的。两儿两女，六口之家其乐融融。
我是1958年就出来工作了，我和跟丈夫两个人工作都忙，我丈夫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他下班的时候孩子们都睡了，上班的时候孩子们又没睡醒，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来管孩子。不过我的几个孩子从小都很听话，从来不在外面惹是生非，也不淘气也不打架，从小也都没得过什么大病，所以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直以来都觉得很省心。现在有的孩子上学都是车接车送，那个时候我的孩子都是让他们自己上下学。我这几个孩子都是高中学历，在他们当中，我大女儿是学习最好的，其余的孩子成绩都一般。她当时还在学校里当过班长。
1968年12月，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图 17上山下乡宣传画
我的大女儿正好赶上了“上山下乡”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她被派往顺义插队⑦去了，在那里一待就是四五年，和她一起去的人都比她回来得早。当时的政策是这样的：家里老大去插队了，老二就不用去，老大回来了，老二就要补上。当时大女儿为了不让自己的妹妹到乡下吃苦，所以索性在乡下多待了几年。从乡下回来之后我的大女儿就准备考大学，刚刚考完一科，分配的工作也跟着下来了，她被分配到职工医院，在那里做化验员。因为面临这个情况，她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她觉得家里人多，她又是老大，就想早点上班挣钱给父母减轻点负担。当时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还不够，觉得只要能上班赚钱这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也就尊重了她的意见。以我大女儿的成绩，如果当时她要是考大学估计是能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