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其余的几个孩子也都陆陆续续地工作了，我的二女儿分配到了缝纫机厂；老三刚开始干的活是车工，干着干着就不干了，他被调到阜外，在德外公司上班了；我的小儿子是接了我的班，总之是各得其所，都有了自己的工作。看到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过着安定的生活，我这个母亲感到无比的欣慰。
抓生产
图 18“大跃进”运动中参加生产的人们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好像每一年都注定不会平静。那时候人们都鼓足了干劲，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来。
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1958年我正好出来参加工作，那时候我丈夫已经被派往外蒙古工作了，前后大概去了七年左右，中间时常也回来。我一个人在家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所以我家老太太在1959年也搬到我家来了，并且正式在北京落了户，帮着我一起打理家中的杂务。
图 19糊纸盒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纸盒厂糊纸盒，就是药店里用的纸盒，当时都是我们厂里生产的。人家按一定规格裁好的纸条，我们用刷子蘸着糨子把纸条粘到一起，把它粘成一个纸盒的形状，这样还只是一个半成品。像装注射器的盒子，里面还要做一个针的窟窿眼，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后粘到盒子里面，这样才算是一个成品。做完之后会有检查员检查，不合格的还要返工，总之是糊各种各样的盒子。我们每天都有定量的任务，超额完成有奖金，但是完不成任务是要扣工资的。那时候大家干劲都特别足，你追我赶的，都是比着做，看谁做得快，不过也有做得慢的人，一天下来只能糊六七十个，做得快的人差不多一天能糊到二百个，而我一天能糊一百多个，算是比较快的。那时候我一月的工资才二十八元钱。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谁也没有见过像那时那样高涨的工作热情。在那个“赶英超美”的时代，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谁要是不主动、不干活，那便成了落后的典型。现在的人疯狂地工作，也许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者是买房买车。可是在那时候人们热情的工作只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或许当时的人就是傻，只知道傻干。那时候白天干了晚上干，大家都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下班了都去做义务劳动，盖楼房、推土、推沙子，总之什么都干。没办法，那时候就是那样，谁也替不了谁。
我在纸盒厂工作了有大概两年的时间，然后1960年的时候，我又去了广播器材厂。待了有一年，又到医疗器材厂。去广播器材厂是单位介绍我去的。那时候我年轻，谁年轻谁去学技术。广播器材厂当时在德外，夜里没有车只能走着回家，一走就得走两个钟头。
图 20工厂里的车工
我在广播器材厂做车工，干刨床、磨床②的活，刚去的时候也是跟着师傅当学徒。我的师傅是个男的，比我还要小几岁，他叫什么我现在也忘了，当时就跟着他学。师傅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因为我是个学徒，不听师傅的什么也学不会。当时我的师傅还教的挺认真挺细心的，这活都是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学会。有时候我也出错，他不像别人似的那么大声斥责，而是很耐心地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对的。后来我也带过三个女徒弟，不过现在跟她们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了。
一年之后领导又把我调到医疗器材厂了。医疗器材厂在西直门里，现在搬到大红门去了。那时候住在小豁（音），离上班的地方挺远的，我总赶不上坐车，所以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着上班。开始我都不会骑自行车，是现学的。那时候我挺笨的，骑车总是摔倒，我学车的时候都是我丈夫在后面扶着我，大概学了一个礼拜才学会。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就这样还要大概骑40分钟。来到医疗器材厂之后我就做零件，就像医院里用的推车、推车上的零件之类的，我都会做。
说起来当时那些机器还都挺危险的，都是大铁条子，长着呢！烫着呢！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有用手套的，也有戴护目镜的，因为磨床有时候会嘣眼睛。那车床都高着呢，有的三米多高，小的也有两米多高，机器一开动，刀一走，铁皮全都下来，机器的噪音特别大，一般人在里面根本受不了，可是没办法，就得拼命干活。像我周围的工友就有不少人受过伤，有磨刀把手碰到的，也有大铁搬不动砸脚的。就得自己注意点，不注意不行，那都是大铁家伙。那时候干活是三班倒，一天八个小时，早班六点接班到下午两点，中班两点接班到晚上十点，夜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有时候遇上我上夜班下班的时候就到十点钟了，下班骑自行车回家，到家也得十一点。
那时候都是自己从家里带饭，从食堂里买着吃的人不多，本来钱就挣的少，谁也不愿意都消费在食堂里面。我当时有几个比较好的工友，一个是周丽芳，一个是李莲英，还有一个叫李淑端，我们学习、干活都在一起，关系挺不错的。但是现在我都见不着她们了，她们全都搬走，不在北京了。周丽芳回她的老家青海了，我跟她的关系是最好的，逢年过节我们总是通电话，谁也没有忘了谁。
我一直在医疗器材厂里上班，一直到1980年我退休。退休的那时候我一个月是四十块钱，也不是很多。在工作期间我先后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次都发了奖状。现在许多人根本就不稀罕这种东西，觉得不就是张纸嘛，然而在那个年代里这就象征着光荣，也算是我当年的荣誉吧。现在我人老了，看着这几张奖状总是能回忆起许多往事来。
三年的饥荒
图 21饥荒中捡菜叶的市民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在当时，毛主席的话就等于说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各地热情高涨地开始搞起了大生产。但是你们想，当时的生产力那么落后，怎么可能完成这么高的指标呢。当时大家为了完成任务，“浮夸风”的现象就特别严重，像当时我老家村里就鼓吹得特别地厉害，说一亩地能种出多少多少斤粮食，本来粮食的亩产量都是一定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上来了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当时像“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之类的可笑口号。当时还遇上一件事，那就是“大炼钢铁”。领导要求每家每户必须炼钢，这样才能把全国的钢产量提上去。你想，炼钢是需要技术的，一般人哪能炼出钢来啊！只记得那时候北京到处都架起了炼钢炉，家家都把自己的铁器交出来炼钢。我们家铁锅一类的金属物品全都交上去炼钢了，当时只要是沾个铁字的就得交上去。
印象中是这样，大概从1959年开始日子就不太好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丈夫正好从外蒙古回来待了有一年的时间。幸好有他在，不然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在这样的日子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那时候我们天天就想着怎么弄吃的去。我丈夫虽然回来了可是照样每天都上班，我既要上班又要顾家，每天累得要死。每逢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就跟丈夫到城外拔野菜去，老太太在家看孩子。有时候我们骑着车去，有时候走着去，野菜一拔就是一大包。开始的时候有野菜吃还算好呢，后来野菜全都拔光了。那时候都是这样，菜花买半个，茄子买半个，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只买半个，买够吃的就行。瓠子洗干净掺点白面烙饼，圆白菜根子也吃了，饿得不行了无论什么东西都能吃。那时候苦，每人每月也就二十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从家里带来一包袱腌干菜，回家剁吧剁吧掺点玉米面，掺点白面就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