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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一生的情缘--邢淑英回忆录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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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耐心地解释暂时不能回家的原因,告诉他:

“稍微好点,我们就回去。”

铁成极其生气地埋怨我说:

“我事事都为你们安排好了,你怎么就不能满足我这最后的要求。”

当时的情况真的不行,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他自己给妹夫打电话,想让妹夫送他回家。我也想了用救护车送他回去等几个方案,最后终因病情危重未能成行。

铁成带着遗憾和对我的怨恨走了。

我却要永远地活在遗憾和自责中。

事后,当成了永远不可挽回的事实时,我责骂自己,后悔当初的决定,一想起来就心痛不已,觉得愧对铁成。

现在想想,那种情况了还需要抽胸、腹水吗?还需要抢救吗?但当时真的是心有不甘,拒绝面对现实。

心里总想不到最后一分钟,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的。

纵使有一万个理由,对一个将要离世的人,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最后没能回家成了我们俩共同的遗憾。

我常想对女儿说,到我的最后时刻,不需要抢救,我只希望满足我最后的愿望,哪怕是不合理的。我不想让女儿像我一样自责后半生。

最后的18天

2005年春节后,铁成的病情已相当严重。

我几次想让他去住院,但铁成坚决不同意。

我清楚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这个他亲手创建的,有他的女儿、老婆的温馨的家。

我何尝不想让他住在家里,不管他病得多么重,有他在,这总是个完整的家。

用铁成的话说:“只要我还躺在这儿,你们娘俩就有主心骨。”

那段时间铁成的病情急剧恶化,双下肢浮肿,面部、全身皮肤黄染,几乎不能下床,不能进食,大便必须用手一点点抠出来,我只能每天在家给他输液,一周两次输血,到最后血管都扎不进去了,只能找好一点的血管扎滞留针,保护的好一点可以四五天扎一次。铁成的血管不大好扎,甚至有些护士都犯憷,但我经过多次实践,摸索了点经验,一般能准确进针,当然也有4到5针扎不进,铁成都能非常理解的配合。

4月初上述病情不断加重,出现剧烈干咳,腹部膨隆,我知道这些是肺转移、肝转移,肝、肺功能失代偿所致,估计很可能胸、腹水都有了。

我再次动员铁成住院,因抽胸、腹水要由专业人员在医院进行,但铁成一直否认有胸、腹水,仍拒绝住院。

事实明摆着,肚子一天天膨隆,我知道他是在给不愿意住院找借口,也就依顺了他。

但从4月5日开始腹泻,严重的病情再加上腹泻导致的电解质紊乱,弄不好真要出事的,我恳求铁成去住院,这一次他勉强同意了。

4月7日铁成由众人抬上救护车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非常眷恋的家。

入院后马上做床旁B超检查,证实大量胸、腹水,当天就抽了胸、腹水约850毫升。并调整输液方案,输全营养液、补充白蛋白、持续吸氧,胸憋等症状明显减轻。

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继续间断输成分血,用利尿剂等,仍无法遏制胸、腹水的迅速生长,又分别于4月的9日、10日、11日、14日、15日、20日、24日抽胸、腹水,每次约800—1500毫升。

其中有两次看着铁成胸憋、腹胀的实在太难受了,而肿瘤科的大夫因工作忙不能及时过来抽胸、腹水,我就按照操作规程自己给抽了。

为减轻肝区疼痛、剧咳,不断地用强痛定、杜冷丁、吗啡等药。

我和女儿、妹妹倒班地守在床边,精心地护理着,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他的痛苦。

为了防止褥疮的发生,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翻身一次,按摩局部,并在容易发生褥疮的部位垫上中空的海绵圈。

4月9日铁成感觉胸憋腹胀难受,可能预感到不太好,吩咐我们都不准离开医院,也就是从那夜开始女儿和我一起日夜轮流着守护在铁成身边 。

鉴于铁成的病情的不断恶化,4月11日医院下达了第一次病危通知。

此后,铁成神志时而清楚、时而模糊,甚至谵语。在以后的十多天里医院又下了两次病危通知。

4月15日,女儿为爸爸筹备了最后的生日。

铁成的精神似乎比哪天都好,爱不释手地拿着女儿定做的镶有我们三人照片的水晶球看了又看。

含着眼泪和我们照了全家最后的合影。

最后10天铁成多处于清醒、昏睡、昏迷的交替状态,尽管各种救治措施都很及时、到位,但铁成的病情急转直下。

直至2005年4月25日22时50分万般无奈地离开了这个斑斓的世界。

述不尽的遗憾与无奈

从铁成被确诊患了肾癌时,以他的病情无疑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

我曾无数次的内心发誓:

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挽救他,延长他的生存期,好好侍候他,决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我也不止一次的和铁成说:“你放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会治疗到最后一分钟。”“你不要害怕,我会尽我做医生的最大能力,让你少受罪。”

在铁成生病的两年七个月期间,我认为我做到了。按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心安理得了。

但事实正好相反,铁成走了以后,除了无尽的悲伤、思念,就是无时无刻都陷在遗憾和自责中。

冥冥之中我又总感觉遗憾中带有些许无奈。

事后想起来,铁成的大难有许多前因和征兆,假如能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也许能大难不死;要是我警觉性稍微高一些,再早一些发现,没准能躲过这一难,也可能后果要好得多,或完全不一样了。

记得铁成大约三十几岁时,有一次聊天,他很随意地说小的时候妈妈请人给他算过命,说他三十八岁前有一难,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令人不爽的心结在我的心里憋了好几年,生怕有什么事会发生,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十八岁,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铁成的妈妈同样是患肾癌去世的,我虽知道癌症有遗传的倾向,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作为医生的我至今后悔不已,总想如果时不时地给他常检查着点,没准儿会早发现。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检查了结果也很难说。

2000年春节前铁成到吉林出差,滑雪时将左股骨摔成粉碎性骨折,这是不是大难前的预兆我说不好,但肯定是能全面检查的机会,可他身体那么好,谁会想到要全面检查呢?其实住院期间,确实因转肽酶非常高做过腹部B超检查,转肽酶高有可能是肝癌或饮酒所致,检查结果:肝脏、肾脏和其他脏器均未无异常,既然肝脏B超未见异常,怎么可能想到再做腹部的CT检查呢?

2001年6月到7月,一贯酷爱喝酒的铁成不想喝酒了,现在知道生活习惯的改变可能预示着身体某个部位出了问题,当时只当是怕转肽酶高,不想喝酒是好事,未引起注意,再一次失去了警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