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们几乎每天晚上坐在院子里聊天。我从谈话中得知他是河南人，读过私塾，抗战前参加冯玉祥的部队，后投奔延安，是抗日军政大学一期学员，时任冀南军区司令部军训科科长。他很健谈，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声有色，爱憎分明，从旧社会到革命根据地，从抗大到延安整风，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一些英雄模范和文化界代表人物，他给我讲了他经历过的和见到的许多事情，以及对一些事情、一些人物的看法。军事是他的本行，谈到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从战争的性质、人物，敌我力量对比和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必然趋势，分析得非常清晰透彻，富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他熟悉世态人情，讲到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别人。他喜欢读书，鼓励我读点哲学，并向我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说这本书深入浅出，联系实际。他知道我酷爱文学，鼓励我多读点鲁迅、高尔基等革命作家的作品，多观察了解社会，鼓励我写日记，注意积累创作素材，还在我笔记本上题写了“集腋成裘”四字相赠。我在学习、工作中遇到问题向他请教，他无不亲切地同我交谈。他的学识使我敬佩，他的热情使我感动。从与他的接触和交谈中，我的胸怀、眼界都开阔了许多，对我日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恢复健康后，到冀南军政干部学校负责军事训练工作。该校驻地李家寨，离县城相距只几里路，每逢星期日或别的假日，我们仍不断面见交谈。他调到邯郸军分区后一度旧病复发，我到邯郸看望他，他高兴极了，抱病陪我参观了赵王歌舞台、蔺相如回车巷等遗迹，瞻仰了晋冀鲁豫边区烈士陵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克同志于1950年秋天调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当年年末，我来北京看望孙克同志，孙克同志热情接待，两人相见格外亲热，他把我安排在华北军区司令部招待所住。1951年10月，我调到北京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工作，两人常来常往……。他比我长二十岁，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位“忘年交”。
病中学医，治病救人
父亲患有高血压病，为了恢复身体健康，更好地为国家工作，他在积极用中药治疗的同时，还主动请针灸大夫扎针治疗，疗效显著。
1955年10月之前，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在天津市桂林路26号办公。那时，父亲利用业余时间去天津和平区针灸诊疗所请杜冠文大夫扎针，辅助艾灸。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他的血压不太高了，走路健步如飞，工作起来格外精神。
有一天，他又去杜大夫诊所扎针治病，对杜大夫说：“杜大夫，我向您学扎针，收我当徒弟吧！”杜大夫说：“可以呀！我送你一本关于针灸治病的书，你在学习针灸治病理论的基础上，来看我怎样给病人扎针、行针、出针。最根本是把穴位名称及身体上的位置记清楚，然后坚持扎针实践就行了！”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他仅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用银针治病，甚至还教会了母亲，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给别人扎针治病。
根据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的指示：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于1955年11月迁到北京国家体委附近的东四块玉街。父亲也就不可能再去天津找杜大夫扎针治病，从此，母亲便成了父亲的贴身“护士”和保健医生，天天给父亲扎针治病，使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父亲不仅学习中医针灸自治，还热心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机关驻地附近住着一家姓邢的大户人家。邢家有位66岁的老人邢顺通，半身不遂。他经常在大街上手拄着拐杖一歪一斜地走着。父亲看到邢顺通老人有病，详细了解了病情，对老人说：“我用扎针的办法给你治病试试，估计给你扎针两个疗程（20天）就会有效果。”老人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那就试试吧！”
经过20天的治疗，邢顺通老人的病被治好了！他可以不拄拐杖，自己走路了，真是奇迹！
邢顺通老人及家人万分高兴，奔走相告，逢人就讲：“体育学院的孙科长医术真高啊！把老人多年的病治好啦！”他们还说：“孙科长给老人治病没要一分钱，还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真是人民的好干部啊！”
后来，邢顺通的家人为了感谢父亲，特意送给父亲一副“感恩匾”。
帮助亲朋好友解决困难
1951年，我们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报子胡同时，邻居中医研究院的中医大夫朱颜家庭经济困难，父亲送钱资助，朱大夫十分感激。
1952年初，得知自己的大哥大嫂早年因病去世，只留下孤儿孙国定，无依无靠，父亲遂把国定接到北京抚养至青年。后因国定迫切要求回老家，父亲就让他回去了，但以后仍然一直关怀着国定的成长，还参加了国定的婚礼。
父亲在解放初期回家探亲时，父亲的堂弟对他讲：“二哥，我有6个孩子，生活紧张，你帮我养1个吧！”1955年1月，父亲给那位堂弟去信，同意其将二儿子福全送到天津，后又到北京养大成人，福全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天津和平区针灸诊疗所杜冠文大夫说他儿子杜尧医术好，但没有工作单位，求助于父亲。1955年底，父亲请国家体委人事部门考察杜尧，合格后，协助办理了杜尧的调动手续。杜尧大夫从此到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医务室工作。
1956年初，父亲回老家探望我们年迈的祖母，在街上看到孟虎军的母亲。父亲关切地问道：“生活还好吧？”孟母回答：“我们孤儿寡母的，无人照顾，生活不行。”听了孟母一席话，父亲当即决定——让18岁的孟虎军到上海全国田径指导训练班当临时工友。
孟虎军在训练班工作积极，得到好评。那时，业余时间，父亲还教会了孟虎军扎针治病的医术。父亲诚恳地对孟虎军建议：“你回老家开个诊所，治病救人。”后来孟虎军在河南省信阳市开了个针灸诊所给人治病，在当地成了名医。
1958年春天，父亲的外甥高世杰因患严重的糖尿病，有生命危险。父亲叫舅舅立即送高世杰来北京治疗，等恢复了健康，才将其送回去。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个关心他人，乐善好施的人。他对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以及乡亲们都尽心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传承革命传统，支持教育事业
20世纪50年代，父亲经常向我们这些儿女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故事，教育我们发扬革命传统，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做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不但在家教育儿女，还到学校讲革命故事。
1956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二下午，北京市崇文区南岗子小学六年级一班班主任马老师来到我家家访。马老师知道父亲是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的革命军人，当即请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学校对六年级毕业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父亲欣然应允。星期五下午，父亲参加了学校六年级一班的中队活动，生动地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故事，讲了打仗包抄敌人的故事，机智勇敢捉日本鬼子的故事和反日军扫荡的故事。他讲得生动感人，学生听得入神，更借此机会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
1958年9月初，当时我正在北京十一中上学。学校生物老师俞老师为了做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成立了养鸡小组，派我担任组长。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干，只能回到家里请父亲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