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婚到生儿育女，这些年里，我既要照顾好家庭、带好孩子，又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还要抓紧时间学习政治和业务。孩子上了幼儿园后就开始上学了，这时外出搞运动的丈夫也回来了，大大减轻了我的家庭负担，使我轻快了很多。此后我就有时间多参加一些学习了。
有一次我们的书记和主任，问我：“这么晚你怎么还没走，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孩子上学啦！我丈夫也回来啦，我也应该轻松一些啦。”因此，我以后也是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种学习中，还经常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以得到领导的帮助。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我也听从领导的指示，及时改正。此后，每次党员学习，领导都通知我参加。通过多次参加学习，我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认识也有很大提高。
我虽然一直表现优异，积极上进，但始终有个问题是我解释不清楚的。那就是我的大姐早些年嫁到上海，后来随同丈夫一同去了香港，和我姐夫在香港定居七十余年，2008年已作古。但在当时，港陆通行十分不易，这也便落了个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每到开会和学习谈到我大姐时，我都难以解释，问题便这么搁置下来了。
早期我也写过几次入党申请书，但总是因为海外关系而搁置，后来也就不写了。就这个问题我也没少和组织解释。我大姐大我19岁，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结婚，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可即便是这样，这个问题仍然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杳无音信。
在这期间，我始终如一地坚持工作，工作表现很优秀，就是总在海外关系上纠缠不清。这事就这么一直拖延到1982年，我即将退休，几乎放弃了入党这个愿望。这时市委派遣的由数位老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到我们单位，不知如何谈到了我的问题。市委的老干部找到我谈话，了解了我的思想和觉悟，为我的事情费了不少心力。还特意为我辩驳，说人家有港台关系，可也是个家庭妇女、一般群众，家里又没发生过什么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这个组织问题？
我心中一直感激这个老干部，多亏了他对我的帮助，党终于在我临退休之前，也就是1982年，向我打开了大门，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结了我的夙愿，也为我30多年的辛苦工作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之后，我又继续工作了2年，直至1984年退休。
在工作中要尽到责任
有一次领导找我，希望我可以再多带一个徒弟，我欣然答应。但我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徒弟，领导也体谅我，为给我增加了工作负担表示歉意。我并不计较这些，只是尽我所能，把自己所学所懂的知识和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的徒弟们，对待领导交付的任务尽职尽责，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与器重。对于徒弟的教导，我尽心尽力，使他们能够真正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而这也是我能为我所奉献一生的百货大楼而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同时，我的敬业精神也必然会为徒弟们今后的工作树立正确的榜样。
在带最后一个徒弟时，我把她视为我的亲生女儿，真心疼爱她，因为这个徒弟实在太让我心痛了。这孩子的母亲由于突患重病，终不治病逝，而她也在年仅16岁时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因家中无人照顾，我就对她倍加疼爱。遇到她不懂不会的问题，我总是耐心教导她，希望她今后可以有一技之长。有时候她想起母亲时，便会伤心落泪，此情此景，更是让我心里难过，也陪着抹眼泪。
我这些徒弟，在工作和学习中都很努力，上进心很强。能够有机会教导她们、指导她们，我从内心感觉任重道远，使命重大。能为国家培养出有用之材，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也是我光荣的使命。所以，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感觉劳累和麻烦。她们遇到不懂的地方向我请教，我也都是倾囊相授。
百货部的领导和同志们将我的行为看在眼里，肯定我的表现，并连续7年评选我为“先进工作者”，而且把我的退休时间又延迟了2年，让我得以在我热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连续7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于是我继续工作，直到1984年，才离开了我为之奋斗一生的百货大楼和我那四个可爱的徒弟。
丰富的退休后工作经历
退休之后，过了2年，时1986年。那时在前门附近有一个贸易公司，有人来找我，询问我是否愿意去工作，其中也有以前和我一起在百货大楼工作的同事，有卖皮箱的，也有卖其他东西的，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这样一思量，我也动了心思，就这样又在外面开始工作了。在贸易公司里我依然做的是我的老本行——售货员。相比之下，这可比从前在百货大楼舒服多了，工作部门可以自主选择，而且不用承担太多责任，重要的事物都由经理负责，我在当时算是个临时工。
这个贸易公司可也了不得。记得销售的商品里有一款皮裤，里面是毛绒，外面可以套裤子穿，这在当时卖得可快了，转眼就脱销了。并且我也并不清楚公司的货物都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皮箱比百货公司卖的都便宜，这也赚了不少的钱。后来还有举办过展销会，毛衣、皮外衣等各式服装都有，有到我们那儿去买的，也有大量批发的，因为价格便宜，所以销量特别喜人。那一整车的东西，三五天就卖完了。
而这本来是我闲来无事打发时间、挣些小钱的法子，可结果竟然比我没退休时挣得还多，这也着实让我惊讶了一番，而这一干就又是2年。
2年后，我返回百货大楼，协助处理柜台事务，这又是三四年的光景。
再之后，我的女儿生下了我的外孙女，在婆婆家坐完月子便来到我家，平时就由我就负责照顾她。随着外孙女逐渐长大，上了幼儿园，我的儿媳妇也生下了我的孙女，我又开始带着这两个孩子，也就不做别的事了，那份贸易公司的临时工作也就这么辞掉了。
1999年的时候，我又在居委会任职书记，坚持了4年。确切地说，也没有真正在那里上班，想我那会儿要照顾孩子，也没那许多时间。当时居委会应该是有一个书记和一个主任，那时又恰巧缺一个书记，便请我过去帮忙的。工作了几个月，居委会给了我15元钱，之后慢慢涨到二三十元，但这不是工资，因为我确实不是在居委会上班，给的是车马费。我主要负责的就是听报告，每次开会我都是要出席的。若是一直不开会，我便可以一直不去，而若要开会、学习，我就是要去办事处代表居委会出席的，毕竟我顶着书记的名头，回来也好给大家传达一下会议精神和上级指示。那时的居委会主任王丽华是个群众，内部没有党员。后来张淑兰由青海转到北京，同我们支部一起学习。她是党员，一两年后，由她出任党支部书记，我也就光荣让贤了。
居委会任职书记
再之后，袁军来到了我们居委会。他曾在儿童医院、规划局都做过书记，工作能力很强，也有经验，而之后附近的三四个社区也合并在了一起，队伍愈发庞大、正规了。由这会儿，我也便不在居委会工作了。
至此，我零零总总地40余年的工作生涯完全结束，我开始安享晚年，进入我人生另一个充满温馨与幸福的时段。
桃花三两枝
刚到北京时，我也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那会儿年轻，工作又好，介绍对象和追我的人还是有些的。其中有两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个是我还在百货大楼加工厂工作时的事情了，遇上的是一对叔侄，就是加工厂特意从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那会下班之后不用着急回家，我就在工厂里面打兵乓球，场地还是蛮大的，那个小伙子也喜好这个，我们就时常一起组队打球。他的叔叔是不会打兵乓球的，却也不走，就站在球桌边看着我们打，还总是用眼神上下打量我，再笑笑。我不明就里，只当他是喜欢看球罢了。事后他是如何与他侄子沟通的，我是不清楚，但必然是给了那小伙子建议了，诸如“你看谁谁谁，这个小女孩怎么怎么样，挺不错的吧！”之类的。结果他侄子就给我写了封信，还投递到了我当时寄住的亲戚家。亲戚家门上有个东西，信投进去是掉不出来的，需要用钥匙才可以打开，如此我便没有看到那封信。最后还是亲戚将信取出，交给了我。信上大概是这样描写的，说他挺羡慕我的，性格活泼又爱玩，爱好也挺丰富，还问我周末有没有空，约我一同到中山公园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