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处过程中，他也曾邀请我和他一起回家看看，但都被我拒绝了。在心中，我也有自己的考量。一者，我们没有结婚，也没有确定关系，没有理由去拜访他的家人。二者，他父亲刚刚去世一两年，还有弟弟妹妹和老母亲需要照顾。平日里，我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我可以慢慢了解、理解他；但是若是如此便去见了家长，那也是平白地给我们双方都增加了负担。再者，我家中情况也算殷实，不需要我负担什么，我也不必要图谋他家中东西。如此这般，就更加没有理由去了。于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持续了2年有余。在这期间，我从没有到他家拜访过，即便是我曾经回到烟台，离他家只有2里地，那我也是下车便投宿在旅馆，不曾前去探望。而同时，我们也延续着我们一直的相处模式，闲暇时便一起出去游玩、看电影，消遣一番。在这期间，纵然时常有人想要给我介绍对象，也都被我推拒了。在我们之间，信任是一直存在的，也是支持我们一直走下去的原因。
确定恋爱关系
我们正式确定关系的过程很简单，没有浪漫的情调，没有昂贵的礼物，只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和更多的知心与贴心。
那是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逛东安市场，那时的东安市场都是一家一家的小门小户。我们一起去逛着买书、杂志，他有送给我《中国妇女》、《中国青年》这些小杂志，而我一下子又看不完。四处闲逛的时候，发现有一家门面里面有卖一种塑料编制的小蝈蝈，栩栩如生，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做书签挺合适的，他说我买来送给你吧。我想你送我就送我吧！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怎么多的礼物，买什么贵重的礼品，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纪念品了，也就算那么确定了恋爱关系。只是不曾想到，这后来也成为了我们这场婚姻的见证物。
我就这么答应了。我不要别的东西。当时有些女人可能会要求一定要男方给买双皮鞋、皮靴，还得再有件毛衣……没完没了地和别人要东西，拿到东西又和人家分手。我觉得这样没有意思，而且两个人相处，甚至是以后的结婚，这些都不能光看表面现象，吃得再丰盛，穿得再华丽，钱花得再多，这都和感情没有关系，这样的关系也不会持有，两人的感情也终是不能得到巩固的。而且我也知道，我丈夫这人是个老实、真诚的人，他不会太多的甜言蜜语，也没有太好的经济条件，但是他待人真诚，为人务实，不贪便宜，不犯错误，这些都是真正让我安心的理由，我愿意把自己交付给这样一个正直的男人。
我们的感情也是这样简单、真诚，一个小小的蝈蝈书签，就让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在以后的道路上，我们也始终扶持彼此，共同努力，没有表面虚无繁华的浮夸，只有内在真挚深沉的信赖。
修成正果过生活
经过两三年的相处，我们两个人终于在1959年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各自家中均没有给我们任何费用，就是我们夫妻两人一起，同心协力，开始攒钱，那时我的工资也就40余元，他大概有50元左右，一月也就100元的收入。结婚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得借来别人的，房中的桌椅床具都是单位的，并不是全新的家具。我们自己买了被褥，特意找了个全乎人（老北京俗语，一般特指女性长辈，身体健康，父母、丈夫、子女都健在的）给做的，我的哥哥姐姐们随了些礼，这婚也就这么结成了。从此，便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
婚后的日子，没有太多的情调与浪漫，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是琐碎忙碌的生活，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日子。
1961年和1963年，我先后孕育了我的儿子吕志农和女儿吕志红。那时恰逢国家混乱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还是有些艰苦的。而且那时丈夫吕其远经常在单位的组织下到各地参加各种活动以及南下劳动，时常不在北京，孩子和家中各种事务亦只能靠我自己来支撑，适时我也在百货大楼拥有自己的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很是忙碌。但好在我身体健康，又不是吃不得苦的娇惯人，只是累些，但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像我老家就有这样一句话“拾起筢子来拿扫帚，放下扫帚又捡筢子——老有活干”，我当时大抵就是处于那样一个状态，每时每刻都在忙碌着。
一儿一女，生活虽忙了点，但很甜蜜
最初照顾孩子的几年是最累的。孩子小，不懂事，我便要放更多的心思照看他们。那时我每日都是早早就把孩子放到幼儿园里交给阿姨看管，自己匆忙上班，完成任务下班后，都不敢多有逗留，又急忙去幼儿园接孩子。那时工作的妇女，每月会有一日的生理期假，这难得的一天我依然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只有这样，我才得以享受片刻的清闲。
而在1959至1961年这三年困难时期里，我们的生活也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买不到，好在家中孩子贴心、懂事，也不哭闹着要那些贵重物品。而且还明白祖母家里比较困难，因为就祖母一个人，劳动力不够，而且祖母也没有工作，家中叔叔和姑姑也都还年幼，承担不了这些重责。平素祖母来了，孩子们也就多有照顾，对祖母挺有孝心的。我看着感动，同时也在意着婆婆一家的状况。当时的中国，连北京的物资都很紧张，更何况是烟台了。对我来说，我家中尚有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来照顾父母，并不指望我承担多少负担，但婆婆家就不一样，全家都指望着丈夫这么一个在外务工的儿子，我也就多为她考虑些。每次婆婆到北京来住着，我在吃穿方面都给她补贴一些，尽量多照顾老人家。因此，在这期间，我们家的经济也一直不太宽裕。不仅是恰逢国家危难，而且除去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支出以外，还要时常给我丈夫家里捎钱回去。
及至后来，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上了学，丈夫也安定在北京工作，我的生活也就轻松些了。孩子们基本可以独立照顾自己，我也就能安心地去上班了。
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前门，小学校离家也并不遥远，不过是两条胡同的距离。孩子们就读的是前门四条小学，安全方面也让人放心。平日里上学，我不让孩子们走大街，而是穿过居住的小胡同，这样熟门熟路的，也安全些，那时候还没有听说有丢孩子的呢，人们都是比较朴实的。中午回到家，就让他们凑合吃些昨日的剩菜凉饭，都在小煤炉子上温着，若着实是凉些也先将就着，火是绝对不敢让孩子们接触的。等到晚上，我或丈夫回来，便给他们美美地补上一顿热腾腾地饭菜。放学后回家，孩子们也不用带钥匙。我们居住的院子里当时住着另一户人家，只要回来叫门就会有大人帮忙开门，方便又安全。回家以后，孩子们吃些东西、喝些水，就在周围的胡同里玩了。
而对孩子们学习方面的教导，这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当时我和丈夫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教导他们。但好在孩子们都是自觉、懂事的，对于自己的学习情况都是自己把握，作业写没写，老师布置的计划完成没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在设计安排，我们夫妻都没有参与过，但是学习成绩也都是比较优异的，没有跟不上进度、学习掉队的情况。
孩子们平时和同学、小伙伴们都相处融洽，从没有和别人打架这样的事情，学习上也让人放心。我和丈夫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婚后的生活就是一直这样，忙碌而又温馨地进行着。
三位伟人的溘然长逝
1976年，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举步维艰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人民先后失去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这三位伟人，又经历了痛彻心扉的“七二八”唐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