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986年9月23日，北京市一轻局职工大学请我讲；9月24日，北京市委工交口请我讲；9月26日，农垦管理干部学院请我讲；10月9日，北京市一轻局管理干部学院请我讲；12月2日，北京市厂长工作研究会请我讲；12月11日，轻工业管理干部学院等请我讲。天津南开大学陈炳富教授也请我去讲过一次，时间是1986年5月26、27日，给他的几位研究生讲。
1987年。1987年4月4日，我去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讲；7月7至9日我去北京船舶管理学院讲；9月7日，我去一机部企协咨询师班讲；10月15日，我在上海轻工业局讲。
1988年。北京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在这一年里，先后6次请我去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在船舶管理学院讲这方面的课，时间是1月4至6日；在一机部企协的班上，讲这方面的课，时间分别是4月11日、6月6日、6月30日以及10月14日。
1988年还有这样三件事：（一）1月12至14日，我在北京参加了由国家科委管理中心召开的关于古代管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讨论关于《孙子兵法》方面的问题；（二）7月22至27日，应河北邯郸轧钢备件厂厂长李正安同志之请，我去该厂为他们所倡导的“攻势经营法”作咨询，并讲解“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三）12月12日，应北京市宣武区政协负责人黄宗汉同志之邀，一起商讨拍摄关于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电视片问题。
以后几年仍然有关这方面的讲课，为节省篇幅，恕我略去。
1993年我退休后，我依然多次为我校或外单位讲授“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的课：如1992至1993学年第二学期，为我校全校研究生开设选修课《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1999年7月，去深圳檀香山大学杜拉克顾问公司讲这方面的课；2004年9月8日，去首都企业家俱乐部为全市的企业家用幻灯片形式讲这方面的课。
我讲“企业文化”的课
1986年夏，我被评为副教授。
还记得1977年，我刚进入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当教员。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人才济济，藏龙伏虎。有专攻管理原理的专家李占祥；有专攻经营管理的专家徐昶、解培才；有研究质量管理的专家沈思聪、杨文士；有擅长讲生产管理的专家周惠兴、谭道明；有致力于领导学方面研究的专家吴培良；有精通战略问题的专家刘仲康等。我自感压力很大。我原来就读的是工业经济方面学问，而在企业管理领域里，今天我初来乍到，一切是陌生的，我该怎么办？
这一切，在我撰写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后，终于找到了答案——让我致力于我国优秀文化与企业管理嫁接的研究，攻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是说企业将用怎样的价值观来做好相关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自然求索、社会交往的事。这是企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可以供我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后，我便开始对企业文化作研究。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一书中书写了“企业文化”一章内容。我还写了12篇关于企业文化的论文、文章，在全国多家《企业文化》杂志或其他杂志上发表。其中有一篇叫《企业文化辨析》，发表在1990年第1期的《山东经济战略研究》上，获得了山东省企业文化学会颁发的“鲁文杯”奖。1990年秋，我还写了一篇《“根”与企业文化》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该年的第4期上，获社会广泛注意。1996年，我又创作完成了《企业文化新绿》一书，是书获1997年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六届入选作品奖。
我是全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曾多次参加这两个研究会召开的各种会议或其他相关会议。如1988年11月23至27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1989年4月24至28日，参加在浙江绍兴召开的“1989年企业文化研讨会”；1990年5月7至11日，参加在辽宁鞍山召开的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年会；1991年7月12至21日，参加在吉林和龙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会暨讨论会”等。
我在我校我系讲企业文化的课。主要有：1986至1987学年第二学期在84级工经同学的课堂讲；1988至1989学年第二学期、1989至1990学年第一学期，在88级研究生的课堂上讲。1996至1997学年第一学期，为93、94级学生讲企业文化的课。因为我已退休，这次讲课也成为我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在正式的大学课堂上授的课。
我还给外单位讲企业文化的课，主要有：1989年6月7日、14日为北京农垦管理干部学院讲；7月5日，为北京工运学院讲；7月22日，为北京长城计算机公司讲；8月23日，为山东兖州石臼所学习班讲；1991年6月18至28日，在西安，为北京、西安铁路局联合举办的企业文化研讨班讲；10月10日，在黄山，为辽宁一个民办的班讲；1996年11月给交通银行讲等。
我讲“‘三子’管理学”的课
这里所谓的“三子”是指道学宗师老子李耳，儒学宗师孔子孔丘，以及兵学宗师孙子孙武。我著有这三“子”管理思想的书，分别为《老子管理学》、《孔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
此外，最近我又编写了一位“子”的书，着重描写了集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重点突出他的管理思想，书名为《向韩非子学管理》。
上述前三位诸子先人，其管理思想优秀处繁多。择要地说，老子重哲理，如“‘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等；孔子重伦理，如儒学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思想等；孙子论兵，如讲“庙算伐谋”等。
我就用这三位先人的思想讲解企业管理这门课程。
至于韩非子，因为《向韩非子学管理》一书是最近出版的，所以以前我没有用过他的思想去讲课。
关于这三位诸子先圣的管理思想，我讲得最多的要数孙子的思想。关于这，在我这本回忆录本章第八节“我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文中已多有提及，故略。
我讲老子管理思想、孔子管理思想、孙子管理思想的课，常常是统一地讲，所用讲题名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确切地说，这个讲题名应改成“‘三子’管理学”较合适。
关于“三子管理学”的课，我主要讲过这么几次。1995年4月21日，应清华大学文学院之邀讲过这方面课；1998年6月，在山东烟台中国煤炭经济学院讲过这方面课。2002年前后，那时我任我校的教学督导员，在听商学院的课中，向当时授课老师梁雨谷、杨杜、刘彧彧等人毛遂自荐，客串地为他们的本科生、研究生、MBA生讲授了“‘三子’管理学”二到三个学时不等的课。
1998年8月14日，我为富特集团传授了“老子与企业管理”的管理精髓的课。
我还以孔子的管理思想为主题讲课。2007年6月13日，应北京工业大学西校区商学院之邀，为该学院老师讲“孔子管理学”的课。同年12月13日、25日，为国家人事部高级公务员培训班授课，课题名称为“孔子思想与为政修身”，这次课属远程教学，课堂上空无学生，只有两三位工作人员协助我讲课，我则面对着录象镜头、扩音机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