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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小路--杨先举八旬回眸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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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著有《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等书,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人与我洽谈将上述几书的内容转化为形象书稿问题,即把它演化为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课形式讲。因为我自觉乡音问题无法解决,加之,把书中内容转化为“百家讲坛”形象内容难度太大,婉拒。

我带研究生

1993年春我被评为教授,是年我63岁。此时是我退休前夕。

前面,我写了关于我从教方面的事,现在就让我说说关于我带研究生方面的事。

本节标题所谓的“我带研究生”是指我带硕士研究生,我没有带过博士生。

1993年我被评为教授,即退休,学校没有聘我带博士生。2005年,由宝山钢铁公司的学者张俊杰同志组办的“北京中美华管理科学研究院”,聘我为该院的博士生导师,当时我虽然确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实际上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任务。

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带过的硕士研究生有20人。今天,他们中多半已成为国家优秀人才。有如下学生:胡时明、刘有志(以上两位均为85届学生,后者周韶成老师与我合带);郑明身(88届),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风彬(89届),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宜正(89届,我与刘仲康老师合带);尚元会(90届,外读学位生);王右铭、陈扬、宋天智(以上三位均系91届学生,他们三位原是沈思聪老师的弟子,沈老师去世了,转给我带);刘权民、季文茹(91届学生,全过程归我经管);赵延庆、刘乃民、高传义(以上三位均系91届学生,外读学位生);姬宇、刘晓芬、巴丽、池永明(以上四位均为94届学生,他们原是内蒙财经学院的老师,属外读学位生);车达飞(95届);王礼民(96届,1997年初因我要出国探亲,转入郑明身老师门下)。

我还为社会上的有关学校带硕士生11人。1999年,为中华研修大学带研修生李虹、李拥君;2001年,为中华研修大学带研修生陈华英、赵卿全;同年,为北大举办的德立信带研究生吴礼典、张国玲;2002年,为德立信带研究生杨惠龙;2003年,为中华研修大学带研修生4人:马群威、杨帆、刘硕、刘恩隆。

我参加过的校内、校外有关老师的硕士生、MBA的论文答辩活动不计其数。

我还担任过兄弟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答辩委员,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我担任北京大学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时间是1994年12月27日,博士生的名字叫周松波,论文题目为《中国古代兵家战略思维与现代企业战略家的智慧》。为南开大学当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一事则是1988年6月10日,应陈炳富教授之请,为他所在管理系的李非、周戌乾、龙海军三位当论文答辩委员。此外,我还为深圳的若干博士生当过论文答辩委员。

我还参加过李占祥、黄卫伟等老师所组织的博士生录取工作,如口试。参加李占祥、黄卫伟等老师所组织的博士生论文开题活动。参加过李占祥、黄卫伟的博士生论文的评阅工作以及他们所组织的博士生论文答辩工作。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我是教员,我的神圣职责是为学生传好道、授好业、解好惑、启好智。但为学生提供一滴水,我的头脑里就需要装满一桶水。为此,我努力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我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好教员必须做好两件事:教与研。为了搞好教,又必须注意研。为此,我行万里路,搞科研,去求智;读万卷书,搞科研,去获智。

为求智,我确实行了万里路。感谢有关单位为我提供了万里行的条件与机会。如一机部,为研究均衡生产问题,在一机部生产调度局的领导下,我的足迹遍布了江西、浙江、江苏、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云南九省,对江西拖拉机厂、南京汽车厂等二三十个工厂、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又如,国家经委、国家企业管理协会为研究经济效益问题,领导着我们去全国不少地方作调研。我统计,自1977年我回归学校重当教员后,我跑遍了全国除六个省、地区(西藏、青海、宁夏、新疆、海南、澳门)以外的所有省、市、地区。

海南岛

国家经委、国家企业管理协会领导着我们研究经济效益问题作调研的情况是这样的:1983年4月下旬至7月中旬,这两个单位举办了国家经济效益研究班,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为办好这个班,我们一些人,兵分几路到全国数处做关于经济效益问题的调研。我被派往中南四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十几个厂作调研。时间是该年的5月6日至20日。这个研究班正式开班是在6月1日。办班的方式是请与会者先听取有关经济效益问题的若干专题报告,再分成若干专题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汇总成经济效益这个大问题作再深入探讨,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纪要”。我是该“纪要”的主要撰稿起草人之一,也是最后成文者之一。该“纪要”名为《要从投入产出全过程理解经济效益》。此文正式形成后,被印成红头文件下发至全国各厂矿。1983年11月19日,《经济参考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

为获智,我读了万卷书。我写过许多科研论文,撰写过不少科研书籍。这些,都必须依靠大量的知识作支撑。为此我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比如,我在为写兵法与管理、兵法与经营等书时,就大量地查阅了有关兵法方面的书籍。读中国兵书,如《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此外还读《孙膑兵法》、《将苑》等。也读国外兵书,如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些是关于兵法方面的书,此外,我也学习、了解了大量关于管理、经营方面的书,如美国人德鲁克的书,西蒙的书,日本人大前研一的书等。

为求智、获智,我也参加了不少研究会,如关于《孙子兵法》方面的,参加1989年5月在山东惠民召开的首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及以后三届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

科研•涂鸦•爬格子

自1997年我重操教业以来,始终不忘搞科研,涂鸦,爬格子,取得了如下主要收获。

我独立撰写的书有11本。这11本书是:《经营战胜策》(1987年)、《兵法经营十谋》(1988年)、《老子与企业管理》(1994年)、《企业文化新绿》(1996年)、《孔子管理学》(2002年)、《老子管理学》(2005年)、《孙子管理学》(2005年)、《三国管理学》(2005年)、《韩非子说故事》(2008年)、《向韩非子学管理》(2010年)、《向“四子学管理”》(2011年)。

与其他同志合作写作的主要著作(是说我在其中出了大力的)有10本,它们是:《机械工业企业均衡生产与作业计划工作讲义》,主笔,1978年;《机械企业生产作业计划组织与控制》(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局编),主笔,1979年;《机械企业生产作业计划组织与控制》(天津人民出版社),主笔,1980年;《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主编,1984年;《工业企业管理基本知识辅导材料》策划、总纂、作者,1984年;《现代企业管理学》,1990年;《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总纂,定稿,1984年;《向诸葛亮学管理》,定稿者,2010年;《案例教学法介绍》,主笔,1980年;《工商企业管理案例》,主编,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