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与爱人外出旅游时的留影
我们的性格都是直爽坦荡型的，另一方面也都比较急躁，所以有时候吵吵闹闹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事情摆出来说清楚，谁对谁错都大大方方承认。所以矛盾出现得快，解决得也快。平时生活上、事业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也都互相倾诉，互相安慰，然后互相参谋出主意，配合是很默契的。
在我印象中，她在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好，没得过什么病。五十岁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开始退化，各种骨关节疾病随之出现了。目前她有一个骨质疏松的毛病，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每天都吃药治疗。
我的儿子
1977年，儿子王东百日照
我的儿子出生于1976年的10月18号，属大龙。当时我们和岳父岳母住在东四宽街，也就是她二哥家。七六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部队急赴唐山，进行抗震救灾。从7月28号抵达，到九月份、十月份的样子，这段时间内我们和外界是通不了信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爱人的预产期是在国庆节前后，所以从九月份开始我就很不安，心里非常惦记她生产这件事情，但是互相通不了消息，我就只能干着急。一直到十一月初，营房的部队组织各个连队的后勤人员往唐山驻地送粮食、蔬菜和一些生活用品。我们连的后勤留守班长姓熊，叫熊元武，他要回营房的时候我就跟他交代了一下，我说：“你呢，不要跟咱们团的这个送菜车回营房。你坐火车，从唐山到天津，然后倒车到北京去，到我们家去看一看我爱人怎么样了。”他也很体谅我的心情，就按照我说的到了北京。我爱人当时在家休产假，儿子还没满月。他看到了我爱人，也看到了我儿子。他一回营房就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我家的情况，然后托人带到唐山交给我。信里说：“嫂子生育完了以后身体很好，孩子也很好，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样我才放下心来，同时也为得了儿子而欣喜若狂。
当时北京也有很明显的震感，所以她们没在屋里住，都在院里搭简易的小窝棚住，结果大概是因为外面温度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爱人身上就浮肿了。我爱人的大哥和大嫂都是公安医院的大夫，给她吃药料理，后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在她到预产期的时候，大哥就用三轮车把她推到公安医院去。整个生产过程很顺利，大人和孩子都平安。因为还在地震期间，生完了以后不能住院。熊元武到北京看他们时，他们已经住进屋里了，因为天气凉了，不敢再在外面住，大哥和大嫂也经常到家里照顾她们母子。
1976年11月份，唐山抗震救灾部队大部分都已经撤走了。但每个野战军还要留一个团继续帮助唐山市民，要帮助他们过冬，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困难。我们团正好留在唐山。一直到春节前我们才撤出唐山，那时候非常冷，坐在汽车上感觉特别难受。但是看见外面的老百姓载歌载舞地欢送我们，心里还是很有满足感的。
1978年儿子一岁时到部队探亲留影
回到营房以后，我一下子就见到了四封信。是我爱人她大哥给我写的信，基本上都是祝贺我得了一个大儿子，说“你儿子长的很像你，大人和孩子都很不错”。我当时就特别的放心了，但是还是特别着急，想回北京看看我爱人，看看我儿子。初为人父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除了归心似箭，又多了一种新的责任感。
于是我决定春节回家过年，然后向团里申请休假回北京了。坐在车上我就在不停幻想儿子的样子，然后一进门看见儿子在床上躺着，迫不及待地就把他抱了起来。当时他已经有四个多月了，可以扶着他的两条小腿让他站起来了。我抱着那个胖乎乎的娃娃，觉得特别充实，心里的高兴和激动简直是无法言说。
我爱人一直等着我回来给儿子取名字，于是我就跟她商量名字的事情。因为他出生的前一个月是毛主席逝世的悲恸时期，我们对毛主席思想和共产党理论是坚信不疑的，所以给他取名王继东，寓意“继承毛主席的事业和意志”。上学的时候，我们给他去报名，那一年有很多孩子的名字都叫“继东”。于是我们决定干脆把中间的那个“继”字给去掉，就这样最后敲定为王东。
王东出生以后一直到他上学之前，都是由我爱人和岳父岳母照顾。我每年休一次假回来，尽管时间短暂，也可以尽一份当父亲的责任。岳父岳母年岁都大了，身体都不是很好，但看到这个小外孙都特别喜爱他。当时，我岳父在王府井的一个单位看门值夜班，下班以后就赶紧回家抱外孙。在我们家旁边有个包子铺，王东小时候特别爱吃那里卖的包子，姥爷就经常带着他去包子铺吃包子。1978年暑假，他快三岁了，有小男孩的淘气劲儿了，喜欢满地乱跑。那段时间我正好休假在家，我爱人也是放暑假在家休息，结果我们三个人愣是没看住他。当时东四那边都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几个小男孩溜出去了，跑到隔壁的一个院子里玩闹。我突然发现他不见了，就问：“王东呢？”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看不着人了。我们在院子里寻了一遍，又到周围的胡同里、大马路上满世界地找，一个个火急火燎。尤其把老太太急得够呛，说话都哆嗦了。结果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回来了，让我们虚惊一场。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岳母就有些后怕，说：“这个可了不得，责任太大，你们赶快把他送幼儿园吧。”于是我和爱人就去附近那几家幼儿园咨询，家家孩子爆满。进去一看，推推搡搡的都是小孩子，都没有床位，不收新生了。岳母只好还是天天看着，总是提心吊胆的，老太太确实也管不住一个三岁的男孩了。
我爱人通过学生家长联系了东城区卫生局幼儿园，我们送他到这个幼儿园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到西城区教育局的华嘉幼儿园去看看。那是一个专门收教育系统员工子女的幼儿园，从管理到教育都是比较系统、比较正规的。当时我们就商量：“一定要把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反正我们到其他幼儿园都说没床位，这个幼儿园不收没有理由，帮我们增加一个床位也可以。”
我的儿子
1981年，全家于北海公园留影
我们带着儿子到华嘉幼儿园找园长反映情况，他也是说没有床位。我们就坚持不懈地找他，来来回回四五次。最后我们带着儿子在园长办公室坐下了，说：“你们不收我们就不走了。”给他发出了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他一看没办法，只好说：“那行吧，我们增加一个床位。”
我儿子从小就恋家，一直到现在也这样。最开始我们是给他办理的全托，周一早晨送到幼儿园，周五晚上再接回来。我记得只办了两天的全托，中间我爱人过去看他，发现他到了晚上就在他宿舍门口等着我们去接，饭也不吃，然后又哭又闹。我爱人心疼，把他转成了日托，每天接他回家。
幼儿园老师建议说：“不行的话，你们就过渡一段时间。”所以办了一个多月的日托，让他习惯了一下。然后才改成全托，他也不折腾了，乖乖地在幼儿园待着，就这样一直托到他上小学。
他上小学的前一年还住在东四宽街，我爱人找她们学校申请住房。开始一直分不到她头上，我爱人带着孩子就在学校找了一间临时的平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学校终于给她在西四分了一间平房，大概有十平米。也是很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里大概住了七八户人家。我们住在东房。
王东上小学前不久就搬到西四的三道栅栏胡同，旁边是兵马司小学。那个小学在西城区是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学校，离家也近，所以搬过来以后当年就在兵马司小学报名上学。他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基本上都是进的重点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