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五月份，我记得已经过了“五一”节了，她来信告诉我说：“学校应届毕业生都领了毕业证，照了合影了。”还把合影给我寄过来了一张，很遗憾那里面没有我们几个去当兵的同学。她在信里面就说要回乡，当时那里叫做黄塔公社。
去她家那次是1967年，那时候学校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两派学生组织打架，我是其中一派的领导者，被对立派当成人质抓起来了。后来学校驻军出面，找他们谈判，才把我解救出来。他们不让我在学校待着，因为两派冲突很激烈，我作为其中一派的头头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准备送我到一个林场避风头，正好原来她跟我说过那个林场，离她们家很近。
她有三个哥哥，大哥是公安医院的医生；二哥是工人，我记得好像是钳工；三哥在广电部机关当技术干部。三个人全都住在城里，她母亲一直在她哥哥家里帮他们看孩子，后来她父亲岁数大了，也去城里投奔儿子了，不经常在农村。所以她回乡以后就只有一个人在家，这让我非常担忧。我自己对农村的生活是深有体会的，相当辛苦，她一个女孩子很可能应付不过来。而且我去过她们家一次，知道她们村的条件很艰苦。
于是那天在去林场的路上，我就顺便去了她们家。她们家有两间北房和两间东房，还有一个小院。她没在家，只有她父亲在。她父亲原来当过乡长，我们聊得挺投机的，他对我印象很不错。而且我觉得她肯定早把我们的关系跟她父亲透露过，因为她父亲对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后来还去林场看望我，给我送了一些吃的。
当时两派打架，人都打散了，我爱人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急得不行。后来才听说我被驻校的部队给解救出来，送到林场去了。她约了另一个同学，一起去看我。后来她们俩陪我在林场那里住了十几天。
总之，我对她回家务农的选择可谓是提心吊胆，恨不得自己跑回去帮助她。结果到了1971年，我的担心果然应验了。那一阵儿农村闹”文化大革命”，她父亲因为原来当过干部就被批斗了，她家里的情况很不好。她觉得很迷茫，一个人也很辛苦。当时我在部队也没被提干，能不能回来结婚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她就产生了不愿意再等我的想法。然后她到部队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心急如焚，但是最终冷静下来，给她讲了一些道理，鼓励她不要失去信心。另外部队的领导也帮我给她做了一些思想工作。最后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结婚
1974年4月份我提干，她仍然在农村工作。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她了，她特别高兴，感觉总算等到了出头之日。然后她跟家里面说了这件事，她家人也都为我们高兴。大概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信里基本上就商定了要在1975年的春节结婚。那时候我们才终于都安下心了。
1974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我爱人也报名了，但是在政审那一关被刷下来了，因为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还没有平反。同年10月份，她被聘为公社塔河中学的代课老师，总算是不用在村里务农了。
1975年的11月份，我们部队在河北沧州的黄骅盐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当时我是副指导员，有一次营里通知我回营参加我们三四一团的团代会。于是我和团支部书记，以及我们连的一个团支委一起，从沧州坐火车回保定营房。当时我考虑到离约好的春节结婚只剩几个月了，但她们家除了她父亲，别的成员都还没见过我。尤其是老丈母娘还没有见着未来的女婿呢！所以我就想利用回营房的机会到北京一趟，再从北京转车回保定。我的战友也同意了。
到了北京以后，我爱人告诉了我她母亲的地址。当时她母亲在她三哥家住，在甘家口那边。我和战友一起，按照她给的地址找到了甘家口北8楼44门3号，然后去敲门。当时是老太太亲自开的门，我一看，特别有礼貌地问：“大娘，这是于淑芬她母亲住的地儿吗？”
老太太很警觉，看了看我俩，我俩还穿着军装。然后老太太就问：“你们什么事？”
我笑着说：“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结果老太太没让我们进去，“哐当”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我再核对了一下地址，和战友下楼，在楼下转悠了半天。又到前边重新数了一遍，从甘家口1楼一直数到8楼，再到那家门口。而且看门口的牌子上也写的是甘结口北8楼44门3号，我说：“没错，肯定是老太太有什么说法，不让我们进。”
然后我们又敲门。这回还是老太太开门，看见是我们，有点不耐烦地说：“你找她什么事？”
我连忙解释：“我是于淑芬的男朋友，我们到北京来出差，顺便来看看她母亲。”然后很谦恭地问道：“您是她母亲吗？”
老太太笑了，说：“是啊。”
我一见她笑了，才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老太太赶忙说：“进来吧，进来吧。”
进屋以后我跟老太太说了说我和于淑芬的关系，并告诉老太太说：“我们准备在春节结婚，这次是专程来跟您商量。”老太太也没什么意见。我们聊了一会儿，气氛很融洽。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我爱人她三嫂子到家了。我连忙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她了解了情况，特别热情，就去厨房张罗着给我们做饭。再过了一会儿，她三哥也回来了。我们坐到一起好好谈了谈结婚的事情，感觉彼此都很投机。
当时我看于淑芬的家人起码不反感我，我们还交流得很顺利，觉得春节结婚是没有问题的。当天晚上我们气氛融洽地吃了顿饭，吃完饭后我又出去给老太太买了点东西，老太太很高兴。然后我和战友就到永定门坐火车回营房了。
到了营房以后我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跟她说了一下情况，然后告诉她：“在我春节回去结婚之前，你最好到北京来一趟，亲自和你家人都说一声，把这件事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婚姻大事还是要郑重，而我那天去得匆忙，没待多久，害怕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再说我只见了她母亲和三哥，还有大哥和二哥没见。
结婚
元旦前后她就从老家到北京来了。然后她把我们春节结婚的事情跟家人详细说了一下，他们都表示没有意见。特别是岳母和她三哥，跟她大哥、二哥一个劲儿夸我：“人我们也都见着了，不错，小伙子当兵，刚提干部挺精神，看着人也很憨厚。”到此，我们春节结婚的事情才算真正定下来了。
我爱人写信告诉我，她家人都很支持我们结婚，我也就放心了。1975年的春节是2月2号，我在1月26号就请了假。当时我虽然已经被提干，但是提职不提级，还是二十三级。而二十三级干部的休假时间是二十天。1月26号我从部队回到了老家，1月28号我俩去齐家庄公社办公室领了结婚证。领结婚证的当天我们顺便一起回了趟我的母校——齐家庄中学。看望了一下我初中的老师，老师们都很欣慰，也很真诚地祝福了我们。
然后我们从老家去了北京，当时她母亲和父亲都在城里，等于说她一家人在城里聚齐了。我们在北京买了一些结婚用的东西。她父亲还送给她一个皮革的箱子当结婚礼物，她母亲也给她买了一些陪嫁的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