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到政府部门工作，我内心原本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为百姓做些实事，做些好事。我父亲一生为民，为乡邻做贡献，英年早逝。在我的心里，父亲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值得我学习。我始终认为父亲没有完成他的梦想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希望自己能有机会继承他的衣钵，继续为老百姓谋求安定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要求去政府工作的初衷。甚至在更早以前，我曾给当时任密云县委书记的钮茂生先后两次写信，申请将我调回老家的农村做个普通的农村干部，致力于改变山区面貌。但钮书记通过学校校长给我回复称：“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不宜马上就做。”
多年以后，我终于实现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愿望，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总是巨大的。年仅35岁的我，面对这种清闲但又无聊的工作，不禁思考我工作的意义。难道我的后半生也都将如此？每日开会、应酬，没有实质的意义，如此日复一日地生活？
这样的生活令我惶恐。于是，在法制办工作半年后，我终于完全认识到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毅然决定放弃了铁饭碗，时1993年2月6日（癸酉年正月十五）。
下海经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南巡谈话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一个顺口溜——“龙下海，虎上山，横路敬二留机关”，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号召下，当时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热血沸腾，深感自己也应该趁着年轻，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也能够“用经济振兴中华”。在当时社会氛围的激励与带动下，我自觉精力正盛，有大把的时间去努力，去拼搏，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扩大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才干，也不枉来人世走一遭。有这样的政策激励，再对比我略显荒废时光的工作，我毅然选择放弃政府的“铁饭碗”，义无反顾地下海谋求自己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对于此事，我那没有文化的母亲并没有过多干涉。而我辞去政府工作的举动，可谓是当时所在机关的第一人。众人对此褒贬不一。有人持肯定态度，认为我很有志气，不靠国家机关吃皇粮，有自己的主见。但也有的人对此表示不解——别人都是削尖脑袋往政府里钻，只有我一人身在政府却甘心往海里跳。而我所在的法制办的办公室主任，也是我的直属领导，肯定了我的选择。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你还是挺勇敢的，能够走出政府，走向社会的大潮里边去。”
面对众说纷纭的评判，我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我那时想，人活一世，怎样都是过，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成功是众望所归，可即使失败了，我也不会穷途末路。社会是向前走的，总不会把我们困死，车到山前必有路。
时势造英雄。事实证明，当时的选择确实成就了我之后的事业，我的人生展开了另一幅美丽的画卷。
周林频谱做销售
1993年2月6日，我离开了工作一年余的法制办。当时还没有正式办理离职手续，只是恰逢北京的周林频谱公司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经由朋友介绍，我辗转到了北京市区，连带着工作关系也一起转了出来。
36岁本命年在家里，背后正好是毛主席的画像
离开单位时，法制办主任刘永增和我的同学金浩杰一起将我送到了北京市区，权作与法制办的告别。金浩杰是长我一届的学长，也是我的好友，当时在政府大村办任职，后任招商局局长。而他的妻子关玉珍则是我同班同学。
2月6日，我离开法制办后，开始进入北京周林频谱公司下属的周林频谱中心工作，工作地点位于团结湖。我在公司里担任门市部经理一职，有时也会外出讲课，做些销售推广。
最初开始工作时，我对周围的环境都很陌生，工作起来难免觉得费力。但因为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下来。每日上午9点开始上班，忙碌一整天后才能回家休息。好在我年轻力壮，才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老板对我很信任。毕竟我有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工作经验，平日里工作又踏实肯干。于是，老板同意让我晚上不回家，驻守在公司，帮忙负责看护公司的产品，负责中心的安全。
20世纪90年代初，周林频谱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十分热销。公司老板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经费做广告宣传，有时甚至晚上还有客人上门来咨询。那时中心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十余个。中心的负责人是高永献，江苏人。他是从中华医学会退下来下海的处长，医生出身，曾在医院任过院长，能说能干。而我主要负责门市的咨询和销售，有时也会外出进行产品讲座。平日的工作按部就班，但有时候要负责产品的卸货，或是招待一些不速之客，才需要额外加班。
那时经常代表中心外出做讲座，我曾去过外交部、建筑二院、农展馆、新华社等许多地方。讲座中，我向前来听课的听众们讲述我们中心所销售的周林频谱仪的产品性能、应用范围、适用症状等。而我最初备课大约花费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毕竟在这种产品介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许多医学专业的问题，如不同病症要具体应用何种治疗方式，怎样正确认识和使用周林频谱治疗仪。因为有部分销售人员和我一样，过去并不是学医疗专业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狠下了一番苦功。
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16年的从教经验让我面对讲座这种公开的讲课形式更能侃侃而谈，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欢迎之声。每次我讲完课后，我们的产品“哗”一下地能卖出数十台，效益十分好。但我并不为自己的成绩而骄傲自满，反而不断丰富自己在这个全新领域的知识。有时在讲座中，我也会被患者提出的尖锐苛刻的问题弄得哑口无言。这些困惑我都会认真思考并记录下来，回到中心以后再向我们的负责人高医生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专业知识。
这些都是我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让我由最初的无绪陌生到后来包揽公司各次评比的“销售状元”，为全新的事业赢得开门红。
初次下海取得的收获让我对自己选择的全新未来充满了信心。一年后，我的优秀业绩吸引了商德臣——我下海时的介绍人。他知道我的销售业绩，在各地都能很快打开局面，便把我挖到了他的公司。
商德臣也是密云人，还是我本家的一个侄子，曾在密云防疫站任站长。这人我原不认识，只和他的妻子相熟——我们当时同在县政府的同一栋楼中办公，偶尔也会聊聊天。聊天中我得知商德臣在政府部门工作并不如意，遂下海经商，成立了华康医药保健品公司，也是销售周林频谱仪的。
在华康医药做销售的一年，我的效益依然是最好的，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利润，我自己年收入能有十余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可观的收入了。
20世纪90年代，母亲和我在永定门东坛根42号居住
此时，我已带着母亲一起定居北京，住在永定门东坛根42号——我姐夫家的平房里。住处紧挨着天坛，地理位置十分好。届时，母亲和我一起生活，相当于我们一家人都迁居到了北京市里。而我的儿子则是跟随前妻，依然生活在密云。
独挑大梁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