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1日我们全家于北京与舅舅舅妈（前排坐者）合影
后来我大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因为当时我还在青海没有退休，所以我孙女也是我小舅和小舅妈两人带大的。他们二老都近70岁高龄了，依然不辞辛劳。
1992年，舅舅在老家房子里留影
但是我不想再麻烦我小舅和小舅妈了，毕竟他们年纪也大了，我不仅不能陪在身边让他们颐养天年，还要辛苦他老两口帮我照看孙女，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在孙女5岁时，我把她带到了青海。
1995年我回老家照顾小舅与其合影
1994年，小舅生病，住在北京人民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膀胱癌。当时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做得还不错，病情转稳定。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坐在沙发上傻笑，不说话还流口水，马上叫车送到人民医院。经检查，小舅患了脑血栓。在门诊急诊室打了几天吊针，医院还是没有床位。我们又将小舅由人民医院转到了武警第二医院，在那儿住了近一个月，可是最佳治疗时间已经错过了，他几乎变成了植物人，不知道大小便，也不会自己吃饭。这段时间就是我和女儿、小儿子轮流护理，白天是我，晚上我女儿和小儿子轮流照顾他。因晚上照顾他舅爷，白天还要上班，儿女们不仅身体累垮了，还耽误了工作，加上女儿还有不到3岁的孩子，我考虑再三，就请了一个男护理员，让他晚上看护，我仍是白天看护。
我虽没有在舅父母病重那段时间里陪他们走完最后的人生，但我按照他们的遗愿将其安葬，地址选在河北村靠大海的公墓。2001年清明节，我又给二老立了一米多高的石牌。当时比其他人家的石牌都高大。2003年舅父三周年纪念日时我又去了河北村，按照农村风俗，我在舅父母墓前摆放了贡品，烧了纸，磕了头，从此再没有回去过。我认为生前基本尽孝，死后也完成了他们的遗愿，为他们安葬立碑，我也很欣慰，再回去也没有必要了。
我小舅父母，胜似亲父母，他帮我带大儿子成家立业给我留下住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全家人都不会忘记，都会永远感谢他们的。
但这个护理员不负责，不像亲人那样尽心尽责。病友反映说：我舅睡觉他也睡，根本不理会我舅。当时我还没有在意。有一天我看小舅的脸破了，护理员居然解释说：“他从床上摔下来破的。”我一气之下把他辞退了。我觉得外人毕竟不可靠，就把我表弟（我大舅的儿子）叫来，我们俩轮流看护，还是他晚上，我白天。不过这样并不是长久之计，我表弟寻思把我小舅带回老家，在烟台的医院治疗，一来怕有个万一，二来我老家几个表弟和他们的子女也可轮流照顾，人多了大家的负担自然也就减轻了。他和我商量，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山东省烟台市人民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后，人民医院建议去山东省烟台市中医院吃中药，扎针灸，效果很好。我们又把小舅送到了中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月，奇迹出现了——他自己会吃饭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他的膀胱癌好像没事了一样，只是脑血栓没有彻底好，腿脚依然不方便，不会走路，必须有人用轮椅推着才行。为此我们决定让小舅出院，回家边休养边吃中药，并专门给小舅买了轮椅。隔一段时间家里人会送我小舅舅去医院看看，再开点药继续吃。因我小舅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退休职工，一切关系都在北京，我负责给小舅领工资、交党费、报销医药费等。有时药费有一点误差，单位不给报，电话又说不清。好不容易说清了，还必须在改的地方加盖医院的公章，为此我还需要在北京、烟台两地之间奔波。小舅生活不能自理，小舅妈还要侍候他，给他做饭、洗衣，多年操劳已经累垮了。
我的小舅妈常年有胃病，原来一直没有放在心上。可到了1999年初，小舅妈胃病犯了，不但吃不下饭，还痛得难忍，就住进了医院。经检查诊断，老胃病转化为胃癌了。表弟打电话告诉我，我急忙去烟台医院看她。到了医院，我找到主治医生问了情况。医生说：“老人家岁数大了，不能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好（化疗）。”我陪在她身边照顾了几天。因当时我还在建院家属委员会上班，孙子还在上学，需要我照顾，我又回到了北京。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去烟台四五次照看小舅妈。2000年初，她的病情恶化，医生叫家人安排后事，我又去了烟台医院，在她身边陪住了二十多天。病情越来越重，表弟与我商量出院为小舅妈准备后事，我同意了。她出院了，我回到北京第四天小舅妈离开了人世。五一期间我和女儿去老家看望小舅，表弟全家将小舅照顾得很好，但小舅妈去世后他的精神支柱没了，变得恍惚，问他问题也不会正面回答，都是随便乱说，整个人变得糊里糊涂的。假期结束，我要回北京了，问他想吃什么，我去给他买。他说吃什么都行，我知道他爱吃油饼，最爱吃的是炸糕，正逢赶上集市，我和弟妹、女儿就赶集去了，油饼买到了，但小舅最爱吃的炸糕我们三人走遍了全集市也没买到，只好拿着油饼回家了。小舅病重期间，医生通知家属准备后事，表弟打电话告诉我后第二天我就回去了，我回到家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这次我从北京买回去的炸糕他已经不会吃了，至今我仍后悔买得太晚了。我小舅夫妻二人的户口工资关系都在北京，并且还有住房，老家也有住房。年老他们落叶归根，于1993年回到老家。因为小舅没有亲生儿子，走前特意嘱咐我，希望下葬后再给他立一块碑。回老家后，小舅一直受到我表弟（我大舅的儿子）悉心的照顾，大约在1998年我回老家征求舅父母意见，希望过继侄子王培尧为子。得到小舅小舅妈的同意后，我又找到了小舅的堂兄王思堃商量此事，也被应允。之后得到表弟王培尧的同意后，我又请了河北村大队、大队长、治安主任、大队会计，以及堂舅王思堃，表弟王培尧、王啟尧加上我小舅、小舅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堂舅王思堃主持。在说明我舅父母过继王培尧为子的权利和义务后，我小舅父母、表弟都表示同意，由大队会计写了过继王培尧为儿子的文书。凡参加会议的人都签了名，我舅父母也盖章按了手印，还盖了大队的公章。文书办完后，舅舅和舅妈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
我爱人的哥哥
我与哥哥、嫂子的合影（右一为我）
我爱人老家在陕西省扶风县玉泉公社下湾村（现改为杨陵区）。我爱人有兄弟姐妹9人，共7男2女。我爱人是最小的孩子。因为生活困难，我爱人的一个哥哥被送给同省武功县一个袁姓人家当儿子。
有一年兵荒马乱，我公公带着几个孩子逃荒。走到甘肃省张家川时，饿得走不动路了，巧遇一家小吃店。小吃店的主人心肠好，见他们饿得不行，让他们吃了一顿饱饭。交谈中，我公公了解到小吃店主无子女，心肠又好，而他们的孩子中小的都快8岁了，但饿得皮包骨，实在走不动路还要让人背。我公公思量后觉得，万一孩子死在路上还不如送人救他一命，就与主人谈了，希望他收养最小的儿子。饭店主人同意收留并给了8元白大洋，我公公带上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就走了。当时我婆婆在家里，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知道了也没有办法，毕竟如果不是迫于生计，要不也不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出去，只是我婆婆伤心流泪了好长时间。她一直对这个孩子念念不忘，想尽办法想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我的公婆（1954或1955年）
因为家里穷，我爱人刚生下来就被扔到田里玉米秆下，过了一天他没有死，他母亲舍不得又给抱了回来。农村妇女孩子多，有时孩子的生日都不记得，我爱人就自己定为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