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砖瓦厂在一个山坡下，离村镇较远，他只能和砖瓦厂职工的孩子玩。有一次，他和同事的孩子严涛一起上了运货车，把车上的草袋给点着了，工人发现把他二人抱下来，把火扑灭。幸亏车上草袋少，没有引起大火，实在是太危险了。他上学不到年龄，当地又没有托儿所，我只好跟距离砖瓦厂二三公里的平安小学老师商量，叫他随姐姐到学校玩，费了好大劲儿学校才同意。因路远，小儿子走不动，他父亲就用自行车接送他姐弟二人。若我爱人出差，我就托厂子里的工人帮忙。
1972年我调到湟中县保卫部，小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可能跟我去农场、五七干校、砖瓦厂养成的活泼性子，刚上学时小儿子的性格就比其他学生野，上课贪玩不好好听讲，在课桌上乱刻乱画，老师经常告状。有一次考写生字没及格，我罚他不准上学，在家把学过的生字认真复习，若不会还要狠狠地打他。我上班时把他锁在家里，可没想到我走后他从窗户跳出去玩，我快下班了他开门进家，请小朋友把门锁上，这样我进门时他就在家学习。我没做饭先考他，考试结果一字没错，第二天又叫他上学去了。第二天邻居问我：“昨天为什么不叫孩子上学？”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昨天看到他跟某个孩子在山坡上玩。”我问小儿子时他也承认是先玩后学的。
小儿子从小很活泼，经常参加学校歌舞表演。到西宁后因跟父亲住办公楼，他的性格变了，既不活泼也不爱说话了。小儿子从小好提问题，比如土豆为什么长在土里，麦子为什么不长在土里等等。有时候他提的问题我和爱人都回答不上来。他从小爱玩，爱看书。我们家买电视比较早，其他孩子到我家看电视可他跑出去玩了。给他买的小人书，白天忙着玩没看完，晚上接着看，规定时间睡觉要关灯了，他用手电偷着在被窝里看。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打了他，他跑出去了，到晚上八九点天黑了还没有回家，我和他姐姐到处找都找不到。他上树藏起来，他也知道我们找他，他就是不吭声，后来他姐姐急得大哭起来他才下来。
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水库，有的孩子淹死在那里，我也不敢和他说。因为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我跟他说了什么地方不能去，他肯定更要去。我只好告诉他姐姐，让他们都别去水库边玩。我小儿子虽然淘气，但是还比较听他姐姐的话，这样我也能省不少心。
上了中学以后，小儿子喜欢看报纸、小说等。我们家订的《青海日报》、《参考消息》他每天必看，还经常叫我到省总工会图书馆借小说，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三个火枪手》、《茶花女》等，看得比较快，经常叫我换书。叫我换书时我问他：“这么快看完了，你看标题了吗？”他说：“没有。”我开始怀疑他不做作业看小说。有次我到他房间抽查，果然见他在看小说，狠狠地批评了他。从此他也警惕了，课本放在桌子上，听我进房间再赶紧把小说藏起来，装作写作业。
因为他不重视文化课，成绩也就是班里的中等水平。初中升高中时，我们想早知道他考的分数能否上重点学校，请朋友查了查分，查到才140多分，连普通高中也考不上，这下我们可发愁了。如果上不了高中怎么办？西宁上不了只有托人到湟中县上。我对他说了，他不信，自己到学校查分，每门成绩都写得很清楚，共计240多分，比朋友查分整整多了100分，不但能上重点中学，而且还超出重点高中分数线很多。我们叫他上离家近的高中，他不同意，愿意上本校（西宁五中）高中，上学来回骑自行车。有一次骑车闯红灯，被交警抓住，叫他站在岗楼抓违规的人，抓住人了放他走，他怎么也不肯抓，待了很长时间交警才放他走。上课时间晚了，老师批评了他，从此上学时间比以前提前了五六分钟。
我的小儿子
快高中毕业了，学校召开家长会，老师告诉我：“你的孩子很聪明，好好复习考个好大学没问题。他现在还没有进入状态，好玩，这样下去连个青海的学校也考不上。”我回来对他说了，他居然回答说：“我不考了。”这时我急了，他父亲出差不在家，我只好请朋友、同事给他做工作，他才表示同意考，还说“考不出青海省我不上”，我也答应了。他父亲出差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说：“这怎么能行？考上什么学校都要去，学习关键在自己，不在学校。”
高考时，他和他堂姐一起参加高考，我担心他的分数不会好，查出来没面子，就只查了他堂姐的分数没查他的。公布大学基本录取分数线时，他高兴地对我说：“妈妈，我考上了！你给我查分去。”我到了高招办时，高招办的人说分数已到学校，到学校就知道了。经查他考了三百多分，是班上的前几名。分数知道了又不知怎么报志愿，小儿子也不请教他人，只与他姐姐商量着报了辽宁财经学院（已改东北财经大学）基建系。后来其他学生录取通知书陆续都来了，有的分数比他低的同学的通知书也来了，我急了，又到高招办咨询，高招办工作人员说：“收到通知书的是一本。二本才开始，你们报的是二本。根据你们的分数没问题，回家等等吧。”果然，没过多久小儿子就收到了辽宁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我又开始担心大连离我们家太远，尤其他睡觉不老实，常常“被子给地盖，枕头给脚枕”。
1988年，小儿子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和他同班的同学有3人被分配到了北京，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分配工作的负责人和他关系很好，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让他自己决定：一个是中国房屋开发总公司，还有一个是民航局。他自己经过比较、选择，最后去了民航局。在民航局工作的第一年要到基层去锻炼，就把他安排到陕西的咸阳机场去了。
锻炼时间刚满，我爱人病重。小儿子白天上班，晚上就要来照顾他父亲。
1990年初，小儿子结婚了。1991年我的孙子出生，现在已上大学二年级了。
我对小儿子也挺愧疚的。他从小体质弱，曾得过猩红热，听力也受到影响。还得过肺结核，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检查身体时结核已经钙化了。冬天脚也被冻坏过。从上述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知道自己愧对了孩子，所以1980年青海省妇联主任邢炳彩要我去省妇联农工部任副部长（副处级）时我没同意。主要农工部工作在农村、牧区，要经常下基层，那就更顾不上孩子了。因此，我就去了省总工会。省总工会需要提干时，省委又有了新规定：提干条件之一必须是大专以上文化，我才初中水平，所以我主任科员直到退休。70岁时，我觉得也该享受生活，不要再操心了。因此2007年清明节时，我带着全家人在我爱人墓前把家务事交给小儿子管了，从那时起人情往来、过年过节聚会，都由他承担起来了。
小儿子现在家庭幸福，工作挺好的，对我也孝顺，经常带我外出旅游，给我买爱吃的东西。如果不出差的话，他每个星期都来家看我，我的房子是他和他姐姐出钱，他侄女施工给我装修的，装修后我很满意，还给我买了新家具，如电冰箱、燃气灶具、沙发等等。他又买了大房子，要我和他们一起住，因为我住的地区人熟、地方熟，交通方便，生活还能自理，所以我没有接受，至今依然自己生活。
爱人病重到去世
1987年上半年，我去格尔木出差，我的街坊也是我的同事白树奎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有事，叫我回单位。回来后得知，我爱人已被医院确诊为肺癌，需住院治疗。我爱人的病其实就是被气出来的，“四清”运动期间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冤枉，憋了一肚子的气，我还劝他继续工作。而且我爱人本来是一个极有雄心的人，有很强的事业心，但是因为受“四清”运动的影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心里总有一个坎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