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病是在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查出来的，当时医生就要给他开刀动手术，不过我没同意。当时在青海只有我和我爱人，还有一个6岁的孙女和一个侄女，大儿子那时在北京，女儿在内蒙上大学，小儿子还在大连上学，因路远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又考虑到青海的医疗水平不如北京，北京还有我的亲人——舅父母和姐姐一家人。于是，我决定去北京。
当时青海医院和我爱人单位都不同意转去北京，我也没与儿女商量，就办了出院手续，买了火车票，带上孙女，我们三个人来了北京。下火车是我大外甥和大儿子接我们到小舅家，吃完中午饭我和大外甥带上青海医院的检查资料去了北京肿瘤医院胸外科咨询。第二天一大早就带上我爱人去了肿瘤医院，医生看了看病人又看了青海医院检查结果，叫我爱人住院。当时没有床位只是开了住院证，我们在家等了七八天，终于等到医院的住院通知。住院后医生确定还是需要动手术。我把病情告诉舅父母和姐姐一家人，他们都同意手术。我就通知女儿、小儿子来北京。
我爱人住院期间我住在小舅舅家，出院后又借了我外甥女一间半平房。决定手术时间后，我通知了他的单位，单位派了两位同事来北京。动手术那天，我爱人单位来两个人、我姐夫、外甥，还有我的3个孩子都在手术室门口等候，早上7时30分进手术室一直到中午12时多才出来，此时不但我又急又怕，凡是来了的人都很紧张。手术完了，我爱人单位的人、女儿、小儿子陆续回去了，我们每天早上换两次公交车去医院陪他。因医院床位紧张，手术后两周就出院了，但院方还要求我们继续接受放射治疗。我每天陪他到医院放疗，治疗期间还要经常进行血液方面的检查，若白细胞太低则要输蛋白质等营养药，待检验值升上来，才能继续进行治疗。
放疗疗程满了，休息了一个月再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不佳，医生建议我们去看中医。我又带着爱人接着看中医，一个星期去一次，每次拿回7付药，每天1付，吃完了再去，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可我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全身疼痛难忍，又到医院进行检查，确诊已转为骨癌。但大医院没有床位，住不进去，爱人只得住进私人医院进行化疗和服中药。不幸的是，我爱人的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甚至疼得无法入睡，要靠打止痛针维持，开始每天打一针，效果还可以。但到后期，连每天打一针也不管用了。接着每天打两针，再不管用了还要增加次数。医生说这种药有用量限制，每天最多打两次，若要多打只能自己到外面找药。我又托人到外地找来止痛药，结果打多了也不管用了，他疼痛难忍，早已瘦得皮包骨，自己就不想继续活下去了，他说：“这罪我受不了了，花了公家不少钱，你们跟我受不少累，你们商量商量给我安乐死吧，别叫我受这么大的罪。”从此，他不吃药也不打针，打上吊针自己就拔掉，也不吃饭。有一天，我女儿心疼他，用勺给他喂牛奶，可牛奶还没喂到嘴里，我的爱人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刻是1989年6月14日13时。
因青海医院没有同意我们转院治疗，为此青海省卫生厅不给报销医药费。开始是借支我爱人单位的钱，因卫生厅不给报销，单位也不给借款了。没办法我又回到青海，找到卫生厅牛副厅长，把当时心急如焚亲人都不在青海，情急之下办了不符合规定的事向卫生厅做了检讨，才得到他们的同情，同意报销，从此以后又给借款了。虽然医药费可以报销，但我们自己还是要承担一些自费药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这些费用花光了我们原有的全部存款，还欠了单位的钱，最后还是用我爱人去世后的丧葬费等费用才还清了借款。还好孩子们都上班了，能自力更生，我的工资也够用，但是我女儿、小儿子结婚我都没有什么付出，我有点愧对他们。
我爱人去世的事对我打击非常大，风风雨雨33年，他的去世使我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人生有三大悲痛，我就经历了两个：我少年时父亲去世，我和姐姐、母亲3个女人支撑起了没有父亲的家庭；刚刚过不惑之年，却面对着爱人离去的惨痛。我心中的伤痛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爱人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天天以泪洗面，伤心欲绝。还好我的几个孩子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我、照顾我，让我度过了这段灰色的痛苦时期。
在我爱人去世后的一个月后，我又回到西宁青海总工会上班。组织上也对我多有照顾，将我从生活女工部调到了办公室工作。我负责管理一些机要文件和档案，工作还算轻松。当时我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在身边，还好我爱人哥哥家的孩子也被分配到了西宁，我们还能相互有个照应。1992年我满55周岁到了退休的年龄，就从青海总工会退休下来，到了北京和小舅舅、小舅妈住在一起，后来他们回到了老家山东。
爱人病重到去世
1981年，青海总工会学习班（前排右二是我）
我退休的时候要离开青海，内心里挺舍不得青海的环境和朋友们。青海的天气不错，夏天比较凉快，冬天也不太冷，住着很舒服。但是实际上我不走也不行，儿女都在北京，我不能一个人在青海待着，孩子们也不会同意。
我离开青海的时候，好多农村里的朋友知道了都来看我，都是我在基层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给我带来了好多礼品，还请我吃饭，最后到火车站一起把我送走。
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我是老好人，但是我认为我和大家是互相帮助的，他们帮助我，我也帮助别人。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喜欢帮助别人，这样可以使我非常高兴。我能帮别人把问题解决了，自己会由衷地开心。如果别人帮助我了，我更会心怀感恩，想尽一切办法来回报。现在我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了，很多当年的同事和朋友还都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如果他们有事来北京，不管是看病还是来旅游，我都会请他们到我家里住。
2002年在西宁我（前排右四）与青海省工会原副主席冯尚义（前排左三）、马金辉（前排左一）、原生活部长杨映成（前排右三）及其他同事合影
2002年我还回了一趟青海，看望了当年的老朋友。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在外地居住，留在西宁的人也不多了。不过我也很高兴地发现青海和当年大不一样了，城市变化得都认不出来了。原来又脏又乱的地方现在都修得很漂亮，高楼大厦也多了，路上也变得干净了。这让我感叹我们国家的日新月异，社会进步太快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我的小舅和小舅妈
我母亲有兄弟姊妹7个，她排行第二。她们姐妹有5个，还有两个兄弟。我大舅结婚后就到了北京上班，育有两个孩子。但是我大舅妈去世得早，因此我大舅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我小舅妈抚养。小舅妈一直没有孩子，就把这两个孩子当亲生子女一般对待，一直照顾他们到结婚成家为止。几年后我小舅也来到北京上班，那时候我大儿子已经失聪，我又不能陪在他身边照顾，就把大儿子交由我小舅妈抚养。
1960年全家福（后排左起：我、姐姐、姐夫、大哥、嫂子、堂哥。中排：外甥、舅妈、母亲、舅舅、外甥女；前排：侄女、大儿子）
当时我小舅妈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每天接送我大儿子上下学。我小舅妈特别容易晕车，因此来回都是走着去，不论风吹日晒都准时接他上下学，我大儿子对她感情也特别深。我大儿子从聋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各庄农场工作，那个地方离我小舅家很远，早晨很早就得起床，晚上回来也挺晚，我小舅妈很心疼他。后来我小舅妈通过关系把我大儿子调到设计院的食堂工作，总算是离家很近，我小舅妈也不会常常挂念了。我大儿子的婚事也是她一手操办的，她做了儿子结婚时用的被褥，还给买了大衣柜、沙发等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