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考的是肝脏科。当时的考官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肝科专家，我当时真是慌啊，想到专家的考题一定会很深奥，顿时脸上浮现出一副“倒霉”的表情，那位考官看到我这个样子，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三天以后再考你！”想想还真是福从天降啊。随后的三天中，我拼命地恶补肝脏内科学，结果答对了所有问题，顺利地通过了这场考试。
第三场考的是眼科。这次考试我没有了上一场考试的运气，这场是远近闻名的“killer（杀手）”考官，因为在他的手里考下来的人，从来都没有超过4分的。在考试的前一晚，我在床上不断地做着祷告。当时学校的洗澡房在宿舍的上一层，平时总会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可那天晚上，我真一点都没有听到，耳中不断在回荡着一个声音，“有我在，你怕什么？”那真的是上帝听到我的祷告了吗？直到最后我实在太累了，于是告慰自己，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便一头栽进了梦乡。
记得考试当天，我的样子着实让“killer”一阵奇怪，最后他实在忍不住对我说了一句，“老弟，你是考全科的普通科，不是专修眼科，所以我出的题目不会很难，只是全科的问题，不必担心。”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感到心里那块巨大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但想那位一生当中打分从未超过4分的考官，是不会理解我的心情的。但最终奇迹再次出现了，7分！7分！我打破了“killer”的分数线，他仁慈地给我打了这么高的分数，当时我真的相信是上帝听到了我虔诚的祷告。
这次医科毕业考试，我以优秀成绩拿到了多家医院的邀请书，但是此刻我依旧在思考着考试的事情，回想起那具有讽刺意味的妇科考试，觉得当时自己的做法真得是很对。我知道，一个人是否能够毕业并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仅是靠考试成绩来衡量的。学生其实就是孙悟空，佛祖说把你打压下去，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孙猴子镇压在五指山下。这都是在全方位地考验学生是否能够有资格成为合格的医生，而且只因为这个职业，叫做医生。
回到泗水
1983年，从雅加达迪萨帝医科大学毕业后，我开始考虑真正的去留问题。如何通过专业知识去服务病人；服侍自家的父母亲，回报老人，回报环爱；人生方向与工作地方，这些都是我需要仔细思考一下的。特别是环爱，她为了我的梦想牺牲了很多，家里的事情她从不抱怨，默默地为我、为家付出了青春，同时还为我生出了那么可爱的孩子们，现在我希望让环爱可以过上舒服的好日子，以后的事情，都由我来操心就好。
其实我真的很想继续读专科，但是现实让我不能够再舒服地当学生了，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不管怎样，成为医生的第一步我毕竟算是做到了。当时雅加达的迪萨帝大学要聘请我做老师，有两个职位供我选择，一个是负责一年级的生物课程，另一个是二年级的人体解剖课程。但我却谢绝了，因为我想要去当一名治病救人的临床医生。而且雅加达的交通实在是个大问题，我的孩子每天会因为上学塞车而必须每天早起许多；同时如果刚好有急症病人，最后不得而治的原因，竟是因为半路塞车而耽误治疗，这是我不想见到的事实。
经过再三考虑，通过城市医疗环境的对比，并考虑了家人的位置，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泗水去工作。当时泗水已经是全印尼的第二大城市，无论环境及位置，都非常适合我。最终我选择了去天主教医院工作，但却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而未能如愿。结果1984年11月，我被聘请到中华医院当医生，自此，我便与环爱一起开始了属于我们共同的医学生涯。
我们的温馨
环爱就似我生命中的小小灯塔。与广阔的大海而比，灯塔太过娇小，但却总有一盏灯在指引着迷途的航海人。
当我感到工作压力沉重的时候，环爱会说：“一个被视为负担的工作，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看他怎样去面对，如果他为了爱，那么他必然以极大的决心、精神、力量和毅力来解决这个重担而完成任务。”
当工作中遇到真的是很烦恼的事情时，我回到家里会跟她讲，因为怎么说也是旁观者清，她会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然后提出宝贵意见。当我对某些事情不满的时候，她会让我冷静下来，让我再慢慢地考虑这些事情。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爱情守则，没有硬性的规定，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地去依靠着她，很安心，很温和，平淡中有些微微的甜味。
在与她共同生活的日子中，我们两人有三件特别默契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按时回爱巢。除非是医院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夜不归宿，一定准时回家，因为知道家里有一个黄环爱在等着我。
第二件事情是手牵着手。因为这个是心灵之间的感受，如果我跌倒，她能够扶起我；她跌倒，我能够扶起她，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扶持。
第三件事情是要聊天。但什么时候聊天却真是个问题，在医院我们没有时间聊天。于是通常回到了家，她替我准备洗脚水，我们会在一盆水里一起泡着脚，两个人边洗脚边聊天，谈15分钟或30分钟。所以在医院发生的事她都会知道，而家里的事情我也会知道，我们就这样相互了解着，几乎每天都会如此。我疲倦的时候，她替我按摩；她累的时候，我替她按摩。在很多事情上，她都给予我精神上继续奋斗下去的力量，不管是在身体、心灵上，还是在思想、工作上，环爱总会与我心心相印。
所谓夫妻的爱情，于此足已。
与中华医院的缘分
1984年，我与环爱重聚在泗水，分离多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这让我对环爱更是倍加珍惜与疼爱。这一年，我们的小儿子福恩出生了，小名叫做满子，同时这也是我医生生涯的真正开始。
医院创始人，（左起）黄乔柏、叶添蒲、叶应琦
印尼解放前，印尼泗水市中华医院的外貌
我进入到泗水中华医院（简称Undaan）工作。我为这所由华人前辈克服万难建立起来的私人医院感到自豪，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好医生的心愿。中华医院是由泗水市的华人先辈创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人们的健康状况都很差。此时，刚刚从荷兰留学归来的青年、华裔医生黄乔柏不忍心看到这样的状况，于是与泗水的其他华裔医生共同倡议，创建了以医者仁心、关爱生命为宗旨的中华医院，同时这家医院得到了当时中华总商会负责人叶添蒲的重视。
1927年11月25日成立了泗水中华医院董事会，并于1929年9月11日注册，正式成为合法的医疗团体，开设门诊所，专设妇幼科。同时全体一致推举黄乔柏医生担任中华医院首任院长。
门诊创立初期经费短缺，叶老的儿子叶应琦不惜让自己的布店倒闭，四处筹钱，支付医院员工工资及开支，为维持医院运转功不可没。1931年，中华医院一致通过推举林伟良医生担任中华医院董事会首任主席。同年，中华医院由于门诊业务范围的急速扩展，决定租用Kenjeran街45号，并开设12张住院床位，由郑子尧医生担任中华医院院长。
1937年又因病人的逐年增加，泗水中华医院搬迁到泗水的Kapasari街99—101号，此处原先是中华会馆的旧址。
1983年，时任中华医院院长蔡延明主持启动AdiHusada医院的扩建工程，这标志着泗水中华医院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蔡院长从1971年开始领导医院，带领医院走向现代化。他开创了病人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回家住，由医生上门看诊的新办法；还组织医生去各学校宣传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教育学生预防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