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我是从中华中学毕业的学生，所以我愿意在其所属的医院为病人服务，这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我是在高中时代认识了环爱，也是中华中学让我们有了那段纯洁的友情，而且因为最初是由中国人共同创办的，这里面多少会掺杂些民族的爱国之情。
学习针灸
在我还未到中华医院分院正式上班之前，每天会帮助环爱料理一下家事，一般早上会到一个门诊部与一位西医共同坐诊，为病人看些寻常的病痛，到了下午则要向一位老中医学习中国的针灸之术。因为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时常发现西医太过重视局部病痛的短处，而中医恰恰能弥补这一点。对于针灸这种神奇的刺扎疗法，我内心已经期待许久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针灸疗法，在我到分院没工作多久，便用在了一位阿拉伯人的身上。
当时初拿到这位病人的病历表时，我也着实有些惊讶，因为这位阿拉伯人已经30岁了，但尚未娶亲，在传统的阿拉伯国家，算是十分少见的了，也不难看出这就是病人的症结所在。原来这位病人只要看到女孩子，自己的男性病症就会发作，而且是静悄悄的不自觉的，这让他十分烦恼和不安。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当时幸好与老中医学了拿手的针灸，深知这种病症用西医的方法恐怕很难治根，于是我就开始了自己首次的针灸治疗实践。根据他身上的穴位，我给病人开始用针，这样经过十次左右的治疗，阿拉伯病人的症结就康复了。当时他激动地紧紧抱住我，嘴里还时不时吐露出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但是这笑容却是世间最美好的沟通媒介，那幸福而快乐的笑，让我更加对针灸充满了期待。
心肌梗死的老奶奶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1986年，我担任中华医院分院的院长，但是坦白地说，我对于这个职位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它不是我当医生的理想，平时见到的大多是发烧、感冒这样的普通病例，如果想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医术，只有在总院多看多学复杂的病例才可以。但是既然已经受命于这个职位，我自然会努力地干下去。
在分院做院长的期间，我其实只是在抓一件事情——纪律性。以前的院长一般都是7点多上班，下午2点就早早回家了，那样基本上是看不到医院平时的工作情况的，对于医院的发展十分不利。于是在我当院长后，我便把院长办公室搬到了综合楼办公区中最前面的位置，这样才便于我了解和掌握整个医院的真实运作情况。这个方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往常迟到的医务人员很少再出现迟到、早退的现象。
那时候晚上我通常还要值夜班。有一次住院处来了一位患有心肌梗死的老奶奶，她当时的病情十分严重，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但当时住院部的负责人怎么都不肯让老奶奶住院，只是因为她没有钱来付医药费。我当时火气就上来了，心里一阵奇怪，医生本应以救人为原则，怎么会因为病人没有钱而拒绝治疗呢！“不行，她一旦出了医院，什么时候死掉都不知道，医生一定要敬业！”我的怒气瞬间就爆发了，最后我用自己的薪水垫付了老奶奶的治疗费用。
老奶奶没有被心肌梗死带走，她的几个小孙女都因此笑逐颜开，当老奶奶用手指着我，对小孙女开心地说，“这位医生救了奶奶的命！”时我觉得，她的笑是如此地美丽。生命的价值本就不该被金钱所困，每个人都应该继续生活的脚步，每个生命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对于这件事情，环爱十分赞赏我的做法，她鼓励我做人就应该有如此的爱人之心，不断地提醒着身边的人，“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圣洁，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尊重真理和生命。”她还悲痛地说，“许多人信主，但又崇拜金钱，很可悲！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人的心和所吸着、挂着的东西都要归于虚空，到末了人一生所牵挂着的东西都要被摘掉，空洞无物。如果将心挂在永存的事物上，最后就不至徒然了。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呢？这要看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哪些是人所迷恋、贪爱、欲得的东西。人若爱什么，看重什么，珍惜什么，就要将心放在那些东西上面，甚至被拉去依附在上面。所以首先应当认清楚，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只有基督，好叫我们的心也在他那里。这不但给我自己，也是给当今信主的人一个好的反省！”
这就是环爱，从最初只有她懂得我，人格、道德、责任心、爱心、包容心，不仅于夫妻之间，对待病人也是如此。
投入心脏学的世界
如果要问一辈子无时无刻需要吸收新知识的职业是什么，那答案必然是医生。生命的得与失，只在那一霎那之间，这就要求一位医生必须具备全面的治疗技术。记得有一次在我值完晚班，准备回家休息时，住院处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当时已经出现休克的症状，情况十分危急。医务人员即刻用电击来实施抢救。电量一次又一次地加大，直到第八次电击，这位心脏病人才稍稍恢复了神志。我们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有了着落。想想那揪心的一幕，我顿感一阵后怕。如果我们有一两位深知心脏学的医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会出现的。
虽然病人在恢复之后还万分感谢我们救了他的命，可在我的内心里却是沉重万分。因为这个知识的缺口，差点导致一个生命就这般逝去了，从了这么久的医，我从没有像那天那样惭愧至极。
“当神的智慧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结出好的果子，不论成为一名医生，或一个领导都必须要能够使别人快乐、幸福，更要让别人从自己身上见到基督。”
这是环爱在安慰我时说的话。看着妻子温和的眼神，抚摸着病人出于感激之心而赠送的礼物，我决定开始专修心脏学，以此来摆脱“瘸着腿”走路的窘境。于是我郑重要求从分院转到正规的总院去工作，为的就是能够去那边学习心脏学。如果每一次给病人做心电图时，没有一位医生看得懂，而必须要每次都送到重症监护室，由专人来看才可以知道具体情况，那真是有辱医生这个职业了。
为了加强中华医院心脏病的研究，所以我专门到了苏多摩医院，那里有全泗水最出名的心脏病科，心脏病人的死亡率很低。在那里，我在基层一步步地实践与学习，不懂不会的就向内行人请教，在知识的领域里，是从不区分阶级与地位的，久而久之，那内疚的空洞终究让勤奋所弥补。1987年，我洋溢着笑容，承载着丰收的果实回到了中华医院的心脏门诊科室，担任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开始自上而下的心脏学知识大补习。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中华医院的心脏门诊和心脏重症监护病房搞得十分出色，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再次展现出绚丽的生命之光。
后来中华医院要大力发展心脏科室，在1989年时任命我为管理经理，专门负责辅助治疗、放射治疗、药物采购等业务，这对于整个医院的心脏科室的医疗水平，将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为了在当时备选的十多个厂家中购买到质量与价格都合适的仪器，我让生产厂家都来做仪器测试、介绍仪器的特点等。经过几天的整理，我从中选择了五个厂家的仪器作为候选，上交到副院长处让他来决定。
但是副院长却偏偏做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选择，他没有选择那五个候选厂家其中的任何一家。这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我在最后的采购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仪器若是发生了医疗事故，于己、于病人、于医院都将是灾难性的。首先，作为一个医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再者，原本可以拯救的生命，也可能会因此与这个世界失之交臂。这是道德与良心的双重考验，副院长见我根本没有要签字的意思，于是便威胁道：“你如果不签，你负责！”我的倔脾气这么多年，都会在抵抗时不自觉地发作起来，回了一句“好，我签！”但是却签在了本不应该经理签字的地方，事情自然被院长知道了，但是我当然也不会惧怕，理直气壮地在院长面前说了理由，“以后要买新的仪器，如果不需要经理来研究的话，你最好叫别人去研究。”与生命相关的事情，我向来都会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