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工作认真、态度积极，每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俱乐部主任看我平时表现这么优秀，便找我聊天，问我为什么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入党啊！”他一听就乐了：“你得写入党申请书啊！”于是我向他仔细询问了入党申请书的格式和写法，还专门找一个跟我关系特别要好的战友给我的申请书把关，最后交到机关党支部。平时我的直属上级领导都是机关干部，由宣传股长黎峰和宣传干事吴叙芝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于是我一提出入党申请的事情，他们也都欣然答应。
大家都知道，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而且在考验之后必须考验合格才能入党。我的入党申请书递交1年后，宣传股长黎峰和宣传干事吴叙芝便来找我谈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来找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小高，准备入党，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干。”之后他们便成为了我的政治生活中的恩师和“导航员”。1960年4月19日，在机关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我的两位介绍人向支部大会介绍了我的个人情况，全体党员听后热烈鼓掌，一致表决通过，欢迎我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经机关党总支批准，预备期为1年，1961年4月19日按时转正成为正式党员。
至于入党之后提干的事情则更为顺利。与大多数同志不一样的是，我直接越过了准尉，一下子提升为少尉军衔（当时尉官中有准尉、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士兵中分为列兵、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我在士兵中已晋升为上士军衔）。当时数十名从战士提为军官的人员中只有两人是直接提为少尉的，我很荣幸地成为其中之一，其余都提为准尉。
1961年5月，我在通县部队营房任政治处组织股见习助理员。
这个事情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说起，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到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战士提升为军官的顺序首先是准尉，依次是少尉、中尉、上尉、大尉；校官中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将军中有少将、中将、上将、大将，最高为元帅。准尉军衔是尉官的最低一级。直到1965年7月取消了军衔制。1960年，离我退伍复员其实没剩多少时间了。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被组织提干一事，直接决定了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当时团里只有两个少尉名额，另一位被提升为少尉的同志是机关的打字员，同批提拔的其他二三十名干部都是准尉军衔。
我从一名普通战士荣升为少尉，在待遇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生活水准一下子从普通战士的18块钱提到72块6毛钱。而且授衔以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当见习干事，当时叫做见习助理员，分工管理统计和内勤工作。在那儿干了没多长时间又被调到政治处当秘书，后来改称为书记。我在这个书记的位子上也没干多久，就被宣传股的领导看上了，于是继续调动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在任职宣传干事期间，我跟随首长参加了“四清”工作，在不久之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继续跟随首长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后又到工厂支左，到农村支农，到大学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等。一系列的运动过后，1969年，我又被调到北京卫戍区任组织部干事，分管训练中的政治工作。
因为我是从新兵直接做了警卫员、广播员、政治处书记、见习助理员等这些职务，没有在基层进行足够的军事磨练，因此组织上立刻派我下到部队里锻炼。我到连队的时候正好是1964年部队开展“全军大比武”的时候，于是我跟着五连的战士们一起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军事训练。当时我所在的那个排的代排长是上士军衔，而我则是少尉军衔，因此战士们管我叫“排政委”，特别有意思。我们排长叫刘明星，在连队代理排长，特别是军事方面很扎实，为人也很谦虚。我基本上都是跟着他学习集合、出操、单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工作。
按规定，我在连队至少要锻炼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但很快团里又把我调了回来，我在连队总共也没待够半年时间。我估计调回来的原因一个是团里政治处的工作太忙，书记不能缺位时间太长，另一个可能是考虑到我的军事训练时间短，怕我影响到整个连队的成绩。
“四清运动”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五一六通知》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支左”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卫戍区的“文革”记忆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1976年唐山大地震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投身政法工作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棘手案件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棘手案件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开展普法宣传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开展普法宣传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人民调解工作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实现个人价值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创办《朝阳法制》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法宣科科长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副处级调研员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工作感想
该内容涉及隐私，您可能无法查看！社区义务工作者
从司法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我专注于公益事业，为社区百姓的普法工作和解决群众的日常纠纷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虽然我在社区的工作不图任何回报，但是来自群众的肯定是我最为宝贵，也是最为自豪的财富。
我在朝阳区司法局工作了12年，于1996年内退。当时考虑到自己在外工作那么多年，正好借这个机会回家照看一下家里刚刚出生的小外孙，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碰巧东风乡政府和和平街街道办事处请我去做支援工作，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邀请，先后协助他们一共做了3年。在1999年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从1987年调到北京开始，我就不间断地帮助社区（当时叫居委会）做公益服务。1999年退休后，基本就是一心扑在社区工作上了。
在为东风乡政府与和平街街道办事处司法科这两个街、乡工作时，我负责这两个地方的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和接待咨询工作。在此期间，我为和平街司法科汇编了一本《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小册子及协助司法科培养了青年沟居委会赵主任这一个典型。后来赵主任参加了北京市召开的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受到了表彰，还受到了当时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的接见，和平街办事处也被朝阳区评为“先进普法单位”，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和奖励。
我这个人很好强，每一份工作必须按照我的期望去完成。我是典型的事业型干部，“拿着棒槌当箴言”，工作中按照上级的指示，一丝不苟。这样的工作方法有好有坏，好的地方就是出成绩，但缺点和问题也由此而产生。毛主席曾经提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说法，我就是缺乏灵活运用和机动性。虽说在这里义务帮忙，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但是普法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我干起来得心应手，熟门熟路，而且我自己也乐意为群众办事，这些工作也充分发挥了我的作用，我打心底里喜欢和热爱做这些公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