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初决定离开人大到这次回来，我的经历和心境和以前已大不相同，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不过始终不变的是我教书育人的决心，这一点从未改变。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把教书当作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所以在把知识传授给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从中感到欣慰。记得从部队开始当教师时，我就渐渐地爱上了这个职业，后来我把做教师工作看作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我认为“职业无贵贱，敬业有高低”，就像教师一样，我在这个工作中找到了认同感，发挥出了自己的长处，既做好了工作，也享受到工作的乐趣。
我在“五七干校”经历3年生活的洗礼，这3年我除了睡觉就是劳动，没有时间看书读报，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就知道整天干活。我原来想在国家计委搞一些实际工作，可以为我再回到大学教书打好基础，可是在那里，我的能力根本没有施展的地方，所以我想找到最能发挥我长处的工作，为国家和人民更好地服务。
另外，在我去国家计委工作的8年时间里，我已经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基本达到了我去国家计委学习的目的。此外在国家计委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也体会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在那里，我还是喜欢当教师。
我很高兴又回到学校教书。我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地体会到人各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优势和劣势，但是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优点、长处、优势在哪里，尽量把这些能力发挥出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样才是有用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超越自我的力量
再一次面临困难的选择，我已经45岁了，能不能接受新的知识，有所成就，这是最大的挑战，但是我没有后退，一往无前。因为成功的真谛是：对自己越苛刻，生活对你越宽容；对自己越宽容，生活对你越苛刻。
从1978年的8月回到人大之后，我们的系主任就开始“与时俱进”的改革，这个时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已经很明朗了，国家不能完全封闭，应该对外开放。所以系主任认为：我们的经济管理系也必须做出改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应该要学习一些外国比较先进的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于是系主任找到我说：“你要搞熟悉的就回到工业经济教研室。还有随着现在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成立一个新的教研室，叫外国经济管理教研室，如果选择新的教学，那你就要从头学起，困难是很多的，不过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时我也同意系主任的改革想法，觉得我们确实要吸取外国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和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充实自己，这是与时俱进的改革，也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如果到工业经济教研室，就能很熟练地拿起来；如果我选择分到新的外国经济管理教研室去，我的分工就是从事美国管理方面的教学研究，这在我面前实际上是一条突破自我、超越自己的荆棘之路，我毅然选择了后者。
当时有的同志出于对我的关心，还想说服我：“你别要求太高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很快就到更年期了，你还拼什么呀！”我说：“因为我前面耽误了很多时间，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所以我才要干。”
我想虽然我大学、研究生阶段都没学过美国经济企业管理，但是正因为没有学过，所以才迫切地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要从头学起。而且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自信、自强就能创造奇迹，也只有自强不息，不畏艰险，才能成功。
不过要研究外国经济管理学，首先要会外语，要是看别人翻译出来的，那就太晚了。我初中高中都学了好多年的英语，虽然时间久了忘了不少，但是年轻时学的外语好像还记得一些，于是我们就呼吁学校办英语进修班。再次学习英语，让我感觉很吃力，不过我并没有轻易放弃，如果这一关过不去的话，根本就走不了下一步，我就又拿出了当年学习时的劲头，不浪费一点时间，扎扎实实地学，后来考试成绩达到了九十多分，这让我很欣慰，也很高兴。
外国经济管理教研室
1979年，我分到了研究美国经济管理学。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吴德庆原来是在工业经济教研室的，由于他也喜欢搞外国管理，就调了过来。他给我们出了个学习英语的点子，就是给我们找一本美国英文版的管理学教材，让我们一边学英语，一边练习翻译。这本教材包括计划管理、科技管理等许多管理学的知识。其中关于人员管理的部分有三四章分给我来翻译。这个办法真的很好，能够一边学习英语，一边进行翻译。
开始的时候很困难，因为我的词汇量太少了，都忘记了，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更欠缺的是专业词汇。我要掌握专业词汇就要经常查字典，然后一点一点地翻译，开始的时候一天译100字，然后就渐渐地增加了，能够达到500字，最多的时候一天译800字。
那时候我已经四十七八岁了，开始有更年期的反应了。有时脑袋疼，最后到校医院去检查，血压高压到了二百多，低压100，最后发现是更年期导致的头晕症状。医生让我住医院检查，所以暂时就不翻译了。后来我忽然感觉到自己不能成天坐在那儿翻译，该锻炼还是要锻炼的，身体好了，血压自然就不波动了。再工作时，我就经常锻炼身体，我的身体也没有再出现状况。
就这样，我凭着自己的持之以恒的毅力，一点一点地翻译相关资料，翻译出来之后如果不满意，再接着修改，这样既学了英语，同时也学了专业的经济管理知识。
当时杨文士也是我们外国管理教研室的老师。我翻译完了，他就帮我校对，有些地方翻得不确切或者意思不对的，我就主动向他请教，所以我对他也很感激。到了1982年，我们校对完成后就出版了这本美国管理学教材。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根本没有美国管理学教材，我就讲了这本翻译过来的管理学教材，从头讲到尾，同学们都很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的，所以也让我从中感到了很大的乐趣。
当时的外国管理教研室又给我提供了个很好的学习国外先进管理学的机会。我们国家采取的是“请进来”的办法，1980年开办了大连中美合作的管理学培训中心，培训国企的厂长和经理，由美国的大学教授和我们人大以及全国各大学管理学的老师搭配在一起进行培训。因为美国人是用英文讲课，所以有一个专职翻译，在课堂上译中文。我们这些全国各大学的管理学教师，跟随着厂长、经理和司局长们一块儿听课，而我们这些教师把美国教授讲的内容整理油印出来再发给学员复习。
1981年8月16日，孙彤（前排左二）和美国迪尔教授（后排右一）以及全国各大学教师
一起在大连中美合作管理学培训中心工作时的合影
1981年6月，我来到大连培训中心，跟美国的迪尔教授，还有其他大学的教师在一个教研室里。迪尔是讲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的教授，我们白天听迪尔教授讲课，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大家互相对完之后整理出笔记，再把这些稿子印出来发给学员。这时我们才真正地接触到了美国的管理学的具体内容，一门一门的课都很具体。
接触组织行为学
我第一次听了迪尔教授的课后，就对组织行为学非常感兴趣，在大学和读研的时候，并没有学过对人的管理。大学时学的管理学，包括生产管理、科技管理、经营计划管理、组织管理，人的管理就是最后的一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那时候政治思想工作是万能的，全都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