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处长也很累了，我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滚筒上卷了很多的棉花，我把它清理一下，让滚筒转得快点。”于是我就让他休息，自己去清理滚筒了。休息一会后，我们害怕军代表来检查，怕他以为我们是在偷懒，所以我们就准备接着干活。这时老处长一边说着开始，一边就把闸门合上了，他没有看见我的手还在清理着棉花。
忽然之间，机器一开，我的手就直接被卷到了轧棉机里。老处长看到情况不对，赶紧拉下闸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十指连心，我浑身都不停地哆嗦。我抬起手发现伤得非常严重，四个手指头都受伤了，当时手指一直流血，我满头是汗，但还咬紧牙关说：“不要紧，不要紧。”王处长这时已经喊来了医务人员，他们看到我伤势很严重，就赶紧送我去了医院。送我去的还有我们局里的佘仁珊，她自始至终一直陪着我。
车开得很快，到了襄樊市的医院后，赶紧找医生查看伤势，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医务人员和知识分子都是劳改的对象，所以医生漫不经心地给我消了毒，把皮肤又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竟然把还连着皮、断掉的中指剪断，把连着皮的上半截扔了，粗糙地给我缝了好多针后，就安排我住院治疗。
回到北京就医
由于消毒不严，我的手和胳膊在两三天内就肿起来了，完全感染了。医生一检查是得了骨髓炎，需要刮骨治疗，但是他们儿那做不了。陪同我的佘仁珊立刻回去询问了组织，领导知道后也很着急，说：“怎么办？这要赶快送北京，在襄樊就地医治弄不好啊。骨髓炎如果一直肿到心脏的话，就有生命危险。”最后决定让大夫和佘仁珊一起陪着我，马上坐火车回北京就医。
我们到达北京积水潭医院时已经是第四天了，大夫惋惜地说：“来晚了，假如你在32小时之内来这儿，你断的那个手指不要扔掉，我们可以给你接上，现在你扔掉了，也没有办法了；第二，你的骨髓里面都已经发炎了，只能给你刮骨了，把里面发炎的地方处理干净，才能够慢慢愈合上。”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我的手就剩一个大拇指能动，第二个指头也受伤了，中指和后面两个手指都不能动了。
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佘仁珊经常来照顾我、宽慰我，给我的关心真的很多。现在我跟她也经常联系，有时我说：“那时没有你的话，晚一点真就没命了，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之间有些什么事都互相交流。佘仁珊很关心国家大事，我有些什么相关信息和资料，就寄给她看看。不过她心脏病很严重，现在都出不了门，还好我们能经常通电话，想不通什么事情了，就互相交流交流，所以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深。对这个朋友，我一直很感恩，希望她的身体能够早日好起来，健康如初。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真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在“五七干校”的这些同志里面，我是第三个受伤的人，还有好些人也都受了伤，有的还非常严重，而我毕竟是左手受伤，还有手指头能动，基本生活也能自理，所以已经不错了。受伤以后，爱人对我更加关心了，家里面的活他做得更多，一般都是他主动承担起来。
我曾经在日记中记录了一句十分有哲理的话：“快乐的人懂得惜福，他们从不埋怨自己缺少什么，而会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我真的很庆幸。其实人生旅途就是在大海中茫茫行进，会乘风破浪，也会逆水航行。但凡遇到碧空万里时，不要忘乎其形；遇到雷雨交加时，也不要怨天尤人。人生的旅途中真的不要把埋怨和欲望当成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有自己拥有了快乐知足的性情，懂得高瞻远瞩的道理，才能不会被生活中的困难所击倒，才能乘风破浪。
我在北大任职
1973年1月份，我还在北京住院，其实在我受伤之前不久，组织已经内定把我调到北大教课，他们需要一些有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基础的教师。当时有的人知道我要去北大，就对我说：“你干嘛呀？还要去当‘臭老九’啊？”那时候批判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好多老师都被学生弄出来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整天搞运动。当时毛主席讲过，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是他说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加了一句“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之后北大、清华、邮电学院这些理工科大学就慢慢恢复了。因为北大有理科系和文科系，所以北大的文科也恢复了，而经济系也是属于文科，这样我就有了去北大教课的机会。
1973年我到了北大经济系，北大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受极“左”危害的重灾区，好多老师都遭到了批判。就像我们院长夫人，她在经济系教学，就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江青的实际情况，就被打成反革命。她在监狱里面被关了3年，后来好不容易才出来。那时“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都是“四人帮”的爪牙统治着北大。
当时文科的课堂叫做“以社会为工厂”，经常让我们带着学生到工厂去，不是参观，是劳动实习，跟工人打成一片。真正留下来读书的时间太少，还要造反闹革命，根本没有时间学多少东西。所以那时候出了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件。江青还支持张铁生交白卷，认为他有造反精神，是好的。真不知道那个年代究竟耽误了多少人！
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也是“左”得厉害。我们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平常休息只有礼拜天，可是每个礼拜天晚上，军宣队都会让所有老师回校参加晚点名，不管家住在哪里都是一样。
可是老师们的岁数都很大了，而且拖儿带女的，我们的家又都在城里，到北大是大对角，非常远，如果不来的话，到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就会看到黑板上写着谁昨天没有参加晚点名。老师们都很自爱，再晚也得来。当时我的孩子都很小，在我和爱人去报到的时候，就只剩下两个孩子在家里孤单地睡觉了。
回到母校教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科大学的停办确实让人唏嘘无奈。这个决定也给中国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批干部、教师遭到批斗，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部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有着三十多年光辉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被解散了。
直到1977年9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这样，在197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终于又恢复了生机，开始了恢复和新建。
“久旱逢甘露”，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整个中国人民大学就动起来了，原先我在人大时的徐系主任也忙碌起来。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规定原来授予中国人民大学的建制、机构全部恢复，人员全部调回。我爱人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所以就被召回了。但是我那时己到国家计委工作，现在又在北大经济系，经济系的领导自然不会放我走。徐系主任知道情况后非常真诚地说：“你还是回来的好啊。”
我在北大教书时，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上班很不方便，两个孩子也没法教育，为此，我们曾多次申请住房，但北大有关领导始终不答应给我们住房。徐主任在了解了情况后很真诚地说：“没有关系，我们人大给你们房子，你们都是人大出来的人嘛。”徐主任是诚心诚意地要让我回去，于是我在考虑之后，终于又回到了人大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