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创了劳动人事专业，第一次使人事管理成为中国高等院校的一个专业。1989年得了这个奖，后来到1993年我们劳动人事学院又设立了硕士点，到了21世纪初，我们劳动人事学院在曾湘泉院长等人的领导下，又设立了博士点。总之，他们功不可没，使我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他把荣誉和我们这些部下共享，也得到了每个老师的尊敬和赞扬。
对于赵履宽老师，我感觉他这个人很值得我学习，他有一个治学的座右铭，叫“博览群书，交叉联系，继承创新，自成一格”。
他大学就上了1年，1948年从云南来到北京。他是学哲学的，他用哲学的一些观点来广泛地读书，各种各样的书都看。他的思维也很敏捷，交叉联系，既继承老祖宗优秀的传统文化，又不断地提出一些创新的意见和建议，所以他早早地就成为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
因为他老是有新点子、新办法，好多人对他都有这样的共识，他的优点是：思想解放，勇于创新，不盲目崇拜权威，把追求真理作为学术活动的惟一目标。斯大林曾经说过：“生产资料构造重工业的产品，不是商品。”1957年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批判斯大林的这个观点，现在证明他的批判是正确的。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学中讲道：“生产资料是国家统一调拨的，不是商品，不到市场上的。”他当时就提出来生产资料是商品，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真话，这足以让人敬佩。
也正是因为他思想上追求解放，勇于创新，不崇拜权威，后来就为这事，在1957年“反右派”时他受到了批判，说他连斯大林都敢批判！最后他得了一个处分，没有划成“右派”，但是划成”中右”。他一生都把追求真理作为学术活动的惟一目标，我非常敬重和崇拜他。赵老师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敢于探索，在那个时代是要有胆量才能办得到的。他能不断地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正是由于他有这些优点，所以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计委的劳动局也请他帮忙参谋一些事情，后来国家劳动人事总局也请他做顾问，就连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也请他帮助工作。他在研究劳动经济方面确确实实是个权威。
我能在他手底下工作，感到非常幸运，我是在这样一个有水平、有风格、有品德的领导指导下，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所以我确确实实感谢他对我的恩德，他是我一生中永远都敬佩的人。
我的挚友刘杏芬
我和好友刘杏芬已经认识63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很多分离的场景，虽然时光荏苒，但是我们俩的感情却从来没改变，成为了一生至交。
我194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刘杏芬从江苏宜兴也考入苏州女子师范，我们两个人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同一个班里，那个时候我家不在苏州，而且是第一次出远门，到了一个新地方感觉很寂寞很孤独，没有亲人在身边，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都感觉找到了知音。
于是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非常要好，成为了知心朋友。我能够把心里想说的都说给她听，她也是毫无保留地都对我说她的心里话。我们一年级在一块儿，到了二年级的时候，由于男子苏州师范并进我们女子师范，又要进行分班，很巧的是我们两人又分在同一班里，我当时真是太高兴了，正害怕我们两个要分开呢，没想到又分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
更巧的是到了1950年底报名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时，我们又一起参加军干校，而且我和刘杏芬竟然又分到同一个炮兵部队，都到了南京第三炮兵学校。在预科学习的时候，一个班十几个人睡一个大通铺，她的班也是和我们班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等于是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了3个月。
3个月之后，我分到炮兵司令部的文化队，即后来的速成小学，她被分配到炮兵司令部下面的训练部办的一个理论训练班，她到那儿去学习，以便将来当宣传干部。她们的理论训练班跟我们的文化队都在司令部后面的山上，在同一个房子里面。我在那儿当小学算术老师，她在那儿当理论训练班的学员，我们天天都能见面，吃饭也都在一个食堂吃，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1953 年9 月1 日，孙彤（右一）和高中同学刘杏芬及其儿子李卫平的合影
久别重逢不再分
到了1952年，我们开始搬到南京市里面去了。她从理论训练班毕业后，到了炮七师，就是前线炮兵部队，在一个团里面做宣传干事。后来跟一个团里的政治部主任结婚了，这样我们就算分开了。接着炮七师进入朝鲜前线，他们夫妻俩都到了朝鲜前线，在那儿做宣传干事。
1953年下半年她要生孩子，所以就先回到了国内。部队把她分配到南京市委宣传部，还是搞理论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还在南京，1955年8月我离开南京前，知道她回来了，我马上去看她，我们久别重逢，同时也看到了她的小宝宝，我真的很高兴！他的儿子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期间怀上的，保和平，所以叫李卫平。
到了1955年我考上人民大学后，8月底我就要离开她去北京了，我们又要分别了，真的是依依不舍。没有想到的是，大约是1957年，我还在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她一下就调到北京来了，在天安门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做管理人员，我们又见面了，真是甭提多高兴了。我们分别了两三年，这就又联系上了。她后来没有上大学，就在历史博物馆里面工作，一直到退休，做到了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主任，算是处长了。
自从她来到北京，我们两个一直都有联系。后来军队不打仗了，她的丈夫就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市商业局当局长，当时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所以没少帮助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两个孩子看到录音机和自行车都想买，但是那都是要凭票买的，我们也没有票，钱凑凑倒是有一点。刘杏芬的丈夫是商业局长，他们帮助我们买到了自行车和录音机，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候过年过节我们也团聚，不过平常我们到他们那儿吃饭的次数多一些，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很紧密的，平常没有时间互相走动，就在电话里问个好，总之都互相关心着、惦记着。
离退休之后时间更多了，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了。今年她还来看我了，不过现在她脊椎有毛病，严重得都做了手术，那时我正要到海南岛去住两个月，听她说要做手术，我就说：“我来看你吧！”她说：“不要了，你马上要走了，别来看我，回来再来看我。”
去年3月份我从海南岛回来后，马上去看她。因为我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给她带了好多补品，总之我们两个人老想着对方。今年她又做了手术，疼得不行。她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做了手术还是疼得不得了，走不了路。”我说：“不行，你的情绪很重要，每天都要想高兴的事。”我给她做了好多工作。最后她说：“我最愿意跟你聊聊天了。”
有一次他儿子把她送到我这儿来了之后，我说：“给你雪中送炭，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求医不如求己，医生动不动就让你开刀动手术，但是你身体不舒服，一个原因是好多的血脉不通，所以这儿疼那儿疼。”我把我儿子送给我的一套《求医不如求己》（一套是三本，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幅图，上面标明了好多穴位，可以按照书上说的，哪有毛病就按摩哪个穴位）送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