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个你最需要，现在我大体上知道按摩的方法了，我自己就可以按了，这套书送给你。”送给她了之后，原来她老是疼，疼得直不起腰来，现在她说：“我好多了。我按照书上说的天天按摩，以前疼的地方都不疼了，我现在能够走一点了。”听了这话我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真正是同欢乐、共患难的好朋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一直联系着。
计委时的朋友郑力
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岁月里，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郑力。之所以会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们的好多价值观都是相同的，判断事物的标准也都相似，包括对事物的看法，甚至兴趣爱好也很相似，所以她是我志同道合的老友，关系也很亲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搞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群众组织审查领导干部，局里革命领导小组派我俩调查副局长陈先的历史。于是我和郑力就按照提供的线路依次排查：陈先是浙江人，所以先到他的老家宁波去调查，调查清楚没有问题。然后又到他工作过的浙江，后来又去厦门、福州、上海，之后又到无锡和青岛调查。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排查，不敢有丝毫松懈，惟恐有疏忽的地方导致最终的结论有误。等到调查以后，我和郑力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个干部是革命领导干部，他的历史是清白的。
这样，我们客观地做了一个正确的、公正的结论，想让他早点解放，可以出来工作，不然领导被当作走资派，谁也不能工作。
我们两个又跑了好多地方，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就在全局大会上向大家做了一个客观、公正的交待，我们的结论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在一个处，但是有事时就在一块儿商量。我们俩个在很多地方都很默契，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也有共同点。
我和郑力是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块儿搞调查工作之后就感觉到价值观比较接近，另外兴趣爱好也相同，我们都有喜欢旅游、照相之类的爱好。后来我离开了国家计委，但是我们还有联系，一有旅游的机会就向对方介绍。去年冬天我到海南岛旅游，和李悦住了1个月，感到海南气候温暖很舒服，风景也很美，就打电话问郑力想不想来。她和她丈夫决定也要过来，我帮她联系好了旅馆，他们来了，和我们一块儿参观、玩耍、游泳，真开心。所以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可谓志同道合。
我的真诚感恩
友情就是一盏明灯，既能在生命中照亮灵魂，又能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所以，友情是神圣的东西，也是一种甜蜜的责任。
1953 年12 月18 日，孙彤（左一）和初中好友童静真的合影
朋友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好朋友很多，小学的好朋友就是同桌孙次龄。初中最好的朋友就是童静真。那时候我在姑妈家，没有母亲，又是寄人篱下，她总是安慰我，送我温暖，我老到她家里去。后来之所以联系中断了很长的时间，是因为她也受挫折了。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到了苏北之后，她也是很刻苦，别人都离开苏北那荒芜的地方了，而她却坚持到底。现在也成了一位优秀的大夫，获得了“三八妇女红旗手”的光荣称号，生活过得也挺好的。
大学里面女同学和我要好的也有很多，徐棣华就是我的大学好朋友。我们所有大学毕业的同班同学现在年年都聚会。我说过，我们有一个好的领导，有一个党支部书记，还有一个组织委员，每年都组织活动。徐棣华是秘书长，管钱，我们每个人都交点钱，每年都聚会，所以整个班都是好朋友。徐棣华跟我同窗的时间最长，大学4年，研究生3年，而且这个人很正直，学习上她比我还聪明，好多我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她，大家互相帮助，同窗毕业分配之后，虽然各自在不同的单位工作，但仍互相保持联系。我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
之后我到国家计委工作。国家计委里男同志多、女同志少。跟我一个处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慧敏，她也是很好的朋友。
这些朋友们对我都有过帮助，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结为以心相交的朋友，还有那些没有提及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一生前行相伴的指明灯，给我指明方向，为我照亮前方。
对于朋友，我感觉第一是应该多看对方的优点和长处。这些朋友，我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缺点，因为我很希望学习别人的优点，所以我什么时候都感觉自己不足，总感觉别人比我好。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多向别人学习，尊重他人。
第二，多记别人的好处。朋友们在很多方面都给过我帮助，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我都铭记在心。就像我的朋友刘杏芬老记得我的好，我也老记得她对我怎么怎么好。多记别人的好处，也是一种感恩的方式。
第三，多想别人的难处。确确实实是这样，有好多事情，比如跟领导要搞好关系，我到哪儿都感觉领导对我是很关心、很爱护的。有些事领导有难处，他不是不为我办。有人就不理解领导的难处，所以老跟领导闹别扭，这对他就很不利，所以要体谅别人的难处，这样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大家有了宽松的环境，才能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这三点确确实实是我多年亲身的感受，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朋友之间要相互支持、相互关心，这样关系才能够永久常青，友谊就该如此。
同事心目中的孙老师
我心中的孙彤教授
我1987年留校任教，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来到劳动人事学院。孙彤教授是我的第一任教研室主任。时光在不经意间流淌着，蓦然回首，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与孙老师相识已有24年了。这期间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孙老师的人品学识透过桩桩件件平凡的小事，已经深入到我的记忆里、心灵中，像春风细雨，润物无声，悄悄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我记得来到劳动院不久时，由于专业课教师人手紧张，学院要求我讲授组织行为学课程，这对我是一项全新的挑战。为了尽快进入这个对我来说陌生的领域，我去听孙老师的课，向孙老师请教。孙老师是我国最早在高校引入组织行为课程的学者之一，1986年她就出版了全国第一本《组织行为学》教材，并获得了“金钥匙纪念奖”，在这一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孙老师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从学习资料搜集到授课方法技巧，孙老师都给我细心的指点，向我传授她的经验，使我很快胜任了这项任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孙彤老师连续十几年为全国军转干部做培训，讲授管理心理学课程，1993年在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了《管理心理学》这本教材。不论是她的教材还是她的讲座，都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为了与时俱进反映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2004年出版社提议修订改编这本教材。本来这项工作由孙老师主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她也驾轻就熟。但孙老师为提携后进，推说自己年事已高，将这一机会给予了我。她充分放手，鼓励我不必拘泥原有的框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还表示原来书中的内容有合适的，也可以无条件采用。在新版中，有个别章节基本上沿用了孙老师的内容。那时的稿酬非常微薄，区区千元，我都不好意思。新书出版后，我想给孙老师稿酬，她坚辞不受，又退还给我。正好当时孙老师已退休，住在校外。我说从今以后您不用每月到学校交党费了，我每年为您代缴。孙老师向来都把按时交党费看成自己必尽的义务，有时她来到学校自己就把党费交了，弄得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落在孙老师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