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气好动，遇险落水
但我也有挨老师批评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好动，爬树，掏鸟窝，什么都干。我看见鸟窝就爬上树掏鸟蛋，别人不敢上的我都敢上。我胆儿非常大，也经常惹出麻烦。
有一次，我看见日本人的住宅里种着西红柿，就想偷西红柿，但院子周围都是很高的围墙，院子里还有狗，进也进不去。我就想了个办法：拿个竹竿，用纱布和铁丝做成网兜，再弄个刀片，把刀片插在竹竿前头。那个刀片非常锋利，我把竹竿伸进去，用网兜套住西红柿以后，使劲儿一捅，西红柿就被刀片割下来掉到纱布兜里了。靠着这个办法，我偷了不少西红柿，非常开心。
但这个事被我一个同班同学告到了老师那里，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我很生气，觉得他太不够朋友了，和我一起吃了西红柿还告我的状，后来我母亲知道了，也特别生气，还为这个事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她生气的是我们家没穷到买不起西红柿，我还去偷别人家的，而事实上，我根本没想那么多，我只是小孩子贪玩儿而已。
那时候我还用胶皮和树杈自己做弹弓，做泥丸，打个家雀或者乌鸦什么的。我打鸟打得很准，同学都很佩服我。但是后来捅了一个大漏子：我把邻居家养的鸽子给打下来了，母亲赶紧又去给人家道歉、赔钱。
这些事儿都说明我好动、贪玩，而且凡事好动脑筋，能玩得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有一次就真的玩大了，我差点掉进河里淹死。
记得那是1939年“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那天，虽然已经开春，但天气非常冷。河面上都是冰，但河水实际上已经开始融化了，老人们都讲，开化以前河水是横冰碴，开化以后就是竖冰碴了，冰虽然还冻着，但是经不住人站了。
那一天，我跟好几个同学去河边玩儿，他们谁也不敢上河面，就我敢。我说：“我上去！”就往冰面上走，他们都在后面挺害怕，说：“危险！危险！”“没事儿！”我一点也不怕。其实冰面下都已经开化，水流得很急，但上面都是冰雪覆盖着，一点异常也看不出来。我走上去以后一下子就掉进去了！那时候我还穿着棉裤、棉袄呢！
那些小朋友看我掉进去了，谁也不敢救，全都跑了！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我如果不是反应快就淹死了，因为水一直还是流的！当时我灵机一动，使劲一蹿，就爬到河的那边去了，一站起来我就迅速往岸上跑，一路跑回了家。我拼命往家跑，身上全部都结冰了，就像盔甲一样。我一边跑一边哭，真是吓坏了，差点儿被淹死啊！等我跑回家，母亲看到我这样子真是气坏了，也急坏了。她把我打了一顿，还赌气地说：“该死的，怎么不淹死你！”其实她是着急的，又生气又心疼。后来母亲把我的衣服全都脱掉，让我坐在火炕上，拿着被子给我捂，还给我喝姜汤，这才慢慢暖和过来了。
这是我在小学时比较紧急的一次情况，要不是我当时反应快，情况真的就危险了。
转上高年级
后来我上完小学就转校了，转到永定路上高年级。我主科里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这些都很好。但副科很拉分，尤其是音乐和体育，我五音不全，唱歌不好；不爱运动，体育也不行。
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学校组织运动会，我们班上参加障碍接力赛跑。跑道前面有装泥鳅的四个盆，要求你跑过去以后抓住泥鳅再继续跑，中途还不能掉。别人都很痛快就抓到了，我怎么也抓不到，那泥鳅特别滑，特别难抓。而且我太胖，跑得也慢。后来同学都埋怨我，因为我把班上的体育成绩给拉下来了，体育老师也很不高兴。
但那时候考核有个规定，副科成绩再不好也给60分及格分，不能给不及格。所以我的体育总是60分，总体来说副科给我拉分拉得很厉害。
但是我画画非常好。我画的两幅画《奇袭珍珠港》和《吕布三战刘关张》得到老师的交口称赞。我们的绘画老师王维说我很有绘画才能。
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书画同源的道理。小时候爷爷教我练书法，这个和画画非常有关系，就把我画画培养出来了。学校把我的画贴出来展览，还作为保留作品。那时候我跟老师去公园写生，粉笔画和水彩画我都画得很好，所以老师特别喜欢我，对我特别好。甚至有一回绘画课考试的时候，我生病了没去学校，老师还给我打了100分。同学都有意见，说我没参加考试怎么还得这么高的分。老师就说：“考核学习成绩不仅在课堂上考，平常成绩也要考核。”可见老师对我非常好，我很感动。
不仅如此，我雕刻也很好。我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再拿一个木板子刻出来。因为字写得好，刻得也好，老师很满意。
永定路小学离我家很近。我们住在无线电街13号，从这条街出来走200米左右就到我们学校了。
我上过的四所小学里，因为都是半路插班的，待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没有什么真正很好的朋友。
亲历日本统治下的中国
我小时候家里在农村，对外接触不多。上学后由农村到城市，见到的就多了。首先是要饭的乞丐很多，随处可见。
再一个，日本人生活非常优越，但对我们歧视得很厉害，我们当时是“满洲国”人。日本人虽然不全部都是坏人，但对“满洲国”人都非常刻薄，他们似乎有一种绝对的种族优越思想：“我们是优等民族，你们是劣等民族。”在学校如果有日本人，他不会跟中国人交朋友，他根本就瞧不起我们，我们也不理他。
另外，我父亲母亲对日本人也有看法。我大哥有一次捅了大娄子，他把日本小孩给打了。他觉得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很生气，就把日本小孩打了一顿出气。结果好多日本人上门来闹事。幸好我父亲之前去日本留学，日语很好，他跟人家解释，赔礼道歉，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小学期间，我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没有感受到战乱，生活也不算太糟糕，但是有一点是很特殊的：在“新京”很多街上，尤其是繁华街道，日本人特别多。还有一点让我惊讶，日本人里寡妇特别多，而且寡妇都养狗。听父亲讲，这种现象很多是因为当时日本征兵规模很大，男人都去当兵了，很多人一去不回，所以日本寡妇特别多。而且日本人家里的孩子不多，不像中国人家家都有十来个孩子，他们就一两个孩子，有的甚至没有孩子。平时他们和中国人也没什么往来，语言不通，基本上不太说话，他们也看不起中国人。
第一名考入长春第一国民高等学校
1942年我从高小毕业了，面临中学的入学考试。那时候考试还很严格，考试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和日文。
由于我一直学习优秀，入学考试的成绩也非常好。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长春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而且还是班级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我只有11岁，是班里最小的。后来老师就给我一个定位——“学得最好、年龄最小、最淘气”。
当时伪“满洲国”的新京有“三高”：一高是学工科的，二高是学商科的，三高是学农科的。这三个学校是分科的中学，学习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一高是最难考的，因为它是工科的，毕业直接进入新京工业大学。另外还有一个女高，就是女子中学，我大姐在那学习。那时候长春就这4所中学。我考上了一高，学了电气，当时我二哥在二高学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