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我在家里时爷爷给我讲的《三字经》什么的都比这些难，所以学校的内容对我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我学起来一点儿都不费劲儿。而别的农村孩子家里根本没有学前教育，他们就觉得很难。我因为有了父亲和爷爷奠定的基础，就显得比较突出。
我天生记忆力好，学东西非常快，再加上学的内容这么简单，我感觉很容易。就连老师都很惊讶，不明白我怎么能学得这么快。她觉得她讲什么我都会，特别开心，总是夸奖我。那时候我长得很胖，很招大人喜欢，老师见到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儿很精神、很好玩儿。我小小年纪就很好胜，每堂课老师提问题，我都第一个举手，而且每次年级考试都考第一名。所以在学校里，老师同学都认识我，我自己也很得意。
在正蒙小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二十几个同学，都是本村的孩子。有很多同学不爱学习，觉得学习很烦、很累，根本学不进去。他们上课时候打盹，下课铃还没响人就跑走了，有的同学上课还不守纪律。但我不一样，我很爱学习，上课很守纪律，因为在家里爷爷就教育我们首先要尊重老师，所以我们对老师非常尊重，老师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我很爱学，这样我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就很大。
那时候的学校也没有家庭作业，上课老师教，一下课学生就都走了。
正蒙小学设备很简陋，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连操场都没有。我们大伙儿就只能你追我、我追你，跑着玩儿。印象中最有趣的就是弹玻璃球：同学们在土地上挖个小坑，比赛弹球，看谁能把玻璃球弹到小坑里，看谁弹得最准。这也是我们那时候玩儿的最多的游戏。
第一次转学
我在正蒙小学读了一年，1937年我父亲进修回国后，我们全家就随父亲搬到哈尔滨去了，我也没在那个小学继续读下去。那时候父亲担任哈尔滨道里十四道街邮政局局长，我们住的房子就在邮政局里头，楼下是邮政局，楼上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父亲给我们联系好学校，我们就到离家不足50米的十四道街小学上学，它在小街巷子，老师都很好。我去上学非常高兴，我特别爱听老师讲课，老师很喜欢我，后来老师和校长都对我非常好，还给我照相。
这个小学现在改名叫尚志小学，因为十四道街改成了尚志街。我们原来用的房间现在也已经翻新了，房价比以前贵好多了。
大城市，新学校，快乐的小学生活
这个小学和正蒙小学真是有天壤之别，条件比那里好多了。房子是俄罗斯风格的，屋子很敞亮，黑板、桌子都很好。
来到哈尔滨以后跟小时候在农村完全不同。到处都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能吃到酸黄瓜、黑列巴和香肠这些以前根本吃不着的东西。哈尔滨在当时被称为“东方小巴黎”，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很多俄罗斯人都涌进哈尔滨来了，他们占的人口比例很大。哈尔滨中央大街保留了一些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造型很漂亮，虽有些年久失修，但是后来经过休整、装修后外形全部保留了原来的风格，不像现在北京建了很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现在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还是1937年时我看到的样子。
新学校，新感觉
第一次到哈尔滨，我见到这么大的城市感到很惊讶、很新鲜，心想：“这么大的城市，这么漂亮！”这里的建筑都是欧式的，伙食也完全不一样。我到十四道街小学以后，吃的是面包、酸黄瓜、俄式香肠，喝的是牛奶和格瓦斯* ，和原来在农村吃的苞米子粥、窝头完全不一样。感觉我父亲回来后把我们一下子由农村带到了天堂，我们都非常高兴。
到十四道街小学之后，我上二年级了，明显感到所学内容比正蒙小学深多了，还增加了算术和历史。还有一点感觉很特别：这个学校有一些俄国小孩，跟我们合校在一起学习。他们看着都是外国人的样子，但他们在中国待得时间很长，都会讲中国话，平时都和我们在一起玩。
学校离家很近，一般中午饭我都回来吃，有时候父亲也会给我1毛钱或者5分钱，我就在学校吃面包圈，喝格瓦斯。那时候小学校里基本上都喝这个。中午放学的时候，卖格瓦斯的人推一个大木桶过来，一分钱或者是两分钱一杯，小学生就排队买，然后再买点儿面包圈，就这么吃中午饭。虽然回家也可以吃，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回家吃，小孩儿恋校，都愿意待着在一起玩儿，边玩边吃很有意思。
在城市里上学，玩的东西也不一样了。课余时间我们玩丢手绢、捉迷藏，而这些农村都没有。还玩拍纸板，就是拿纸板做成牌，有圆的有方的；有大将、上将、中将，比赛的时候两边各拿一个拍，拍翻了就算赢。
最好玩的就是“抠彩”了。“抠彩”类似现在的抽奖，在一个箱子扎上窟窿，里面有的装两块糖，有的装铅笔，有的是空的没奖，装完之后用纸把窟窿糊上。玩的人自己选择好了就去捅那个窟窿，每人只有一次捅的机会。有人捅着了一块糖，有人捅着了一支铅笔，还有人捅完了什么也没有。这个游戏小孩都爱玩，虽然奖励的东西很少，但抠着东西了让小孩都有一种成就感。
会教课的何老师
给我们上课的一位姓何的老师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何老师教课很好，也很会掌握小孩子的心理。他每次上课都带点自己买的好吃的放在桌上，谁答得好就给谁奖励。东西都不贵，只是些时令的好吃的，比如说夏天的草莓、杏和樱桃等等，但吸引我们小孩子也足够了。
这种情况下我得的奖励最多，因为别的同学都不敢举手回答问题，我就很勇敢，总是举手，而且都是第一个。踊跃举手发言似乎成了我的一种学习习惯，一直到我后来上了大学，在外语学院学习的时候，也都是第一个举手的，老师们都知道我愿意抢先回答。当然有时候我也会答错，但答错了也不会受罚，只是吃不到东西而已，顶多大家一笑就完了，我也没任何损失。那时候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的，一点负担也没有。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快乐。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负担那么重，放学还有很多作业要做，我们都过得无忧无虑的，同学之间处得很好，小孩儿都心心相映，都很单纯，也不会算计，而且很少打架。
再次转学
在十四道街小学上了两年，1939年我们全家又跟着父亲到了长春，因为一纸调令把父亲调到了长春。长春那时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叫做“新京”。我父亲被调到那儿的邮政管理局当储蓄科科长。虽然是平调，但是规格高了，从哈尔滨一个街道邮局的小局长，调到算是地位最高的邮政管理局的一个储蓄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银行行长。所以父亲很高兴调去，我们一家又跟随他来到长春，先住在四道街。到长春后不久，母亲就生下了弟弟孙维凤。我和哥哥、弟弟转入伊通河畔的龙王庙小学学习。
记忆力超群，备受重视
这个小学也是一般的综合性小学，到小学四年级就完了，没有高小。我到这个学校已经四年级了，待了一年以后就升入永定路高小了。这一年，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于老师，他全名我记不太清了。
于老师教一些简单的诗和小文，也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比如“岳母刺字”、“孔融让梨”等等，然后让我们复述。我的记忆非常好，所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难怪你从哈尔滨调来，什么都能记住，不简单！”我从小记忆力就很好，而且非常突出的是我复述能力特别强，老师讲的我都能完整复述出来。于老师几次在班会上表扬我，说：“孙维韬，你记忆力这么好！我在课堂讲完的，你一字不落的都能记下来。”而且我是转学生，和当地的学生还不一样，他们是从头学的，我是半路插班的学生。一般老师对原来的学生和插班生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的聪明给于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表扬我，而且父亲去开家长会的时候，他还专门跟父亲提：“你的孩子真聪明，你好好培养吧，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这话让我父亲也感到非常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