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校对外宣称是由日本和伪“满洲国”合办的，实际是日本人办的。校长叫伊藤，全部是日式教育，用日语讲课，穿日式制服，而且“阶级服从”非常厉害。
“阶级服从”就是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比如我是三年级的学生，就可以欺负二年级的；四年级的可以欺负三年级以下的。就是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大嘴巴子，低年级学生也得乖乖站在那儿“哈依！哈依！”。当时日本人管这个叫“阶级服从”，实际上就是等级制度。在穿的校服上也有标示，右边贴一个铜牌，写着“电气”、“机械”或者“土木”，就是学的专业。左边是一杠、二杠、三杠，意思就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从标志都能很容易看出来年级。
好奇心驱使学习电气科
我之所以会选电气科，是因为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开始对电科感兴趣。在哈尔滨的那两年，有时候父母亲会带我到中央大街去，那是哈尔滨最热闹的街。晚上霓虹灯光闪烁，五光十色，特别亮堂、特别好看。
那时候我很好奇，就问父亲：“这是什么？这么亮，而且还一直在变化中！”
父亲说：“这就是霓虹灯电气化。”
我说：“电气这么神！”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电科产生兴趣，小小的心里埋下了“电气”这颗种子。后来考中学，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学电气。
父亲知道了却不同意：“电气不好学，而且很危险，容易触电。”
当时我还没学，他就考虑触电的问题。但我下决心学电气，父亲也就尊重我的意见了。
一高学习的科目有化学、物理、绘图、日语和军训，还有好多科目，相当于现在的理科，但是偏重于电气科，讲家用电器等等，当时有的电器设备都讲过。首先讲电灯是怎么发明的，电话是怎么发明的，类似这些东西，我都很感兴趣。
一开始学习电气的感觉，就好像被引进了一个电气世界的大迷宫一样，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新鲜玩意儿，到处都充满着神秘感，到处都让我觉得新奇。我这儿转转，那儿看看，觉得这也了不起，那也真神奇。我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总是想在这个电气的大世界里再多走走，多看看，不知不觉中，整个人就被深深地吸引了。可以说，是电气给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在这种兴致盎然的情况下，我学得非常好，后来还自己搞起了发明创造。
我自己的发明创造
1945年我已经上三年级了，一般电气知识都学得差不多了，我知道电灯拉线什么是接通、什么是断电，我特别愿意把家里的电灯改着玩，就把家里电灯的电路全部改变了。改了之后，家里人谁也开不了这个灯，唯独我能开。我把电灯开关都装到抽屉里头，要我一按才能开灯，别人根本找不到。
我还在家里安了电铃，这样一有人进院，我在屋里就知道了。他们都说：“你简直神了，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家这边提前光复了。我就琢磨着自己做电褥子帮大伙赚点儿钱。当时牛皮纸非常便宜，一令一块钱。我就买回来做电褥子，还买了一些电话里用的漆包线，直径０.０4毫米，像头发丝那么细的漆包线。准备好材料后，我就开始做电褥子了。
我先找来两根方木条，将木条分开一定距离后，在两根木条上边各钉上一排大头钉，之后，我又把一张牛皮纸从中间对折，作为电褥子的外材料，然后就在里边来回拉上漆包线，再用胶布把漆包线固定好。最后，我扯出一根导线来，作为电插头。
做好后，我把它搁在床上开始试验。褥子什么的我都不铺，只铺一条单子，然后铺好电褥子，插上电源，把被子盖上。过了一会，掀开被子一摸，呦，里头非常热，就和现在的电热毯效果一样，但那时候我不知道有电热毯呢。我这一实验，证明我的电褥子非常成功。
然后我就把电褥子卷起来，高高兴兴地拿到街口去卖了。一开始没有人敢买，都怕漏电。大家都很好奇，都围过来看：“你这个东西行吗？电死人怎么办？”“行啊！没问题的！”我自己先试验了，心里就很有把握了。我卖两块钱一张，已经很贵了，相当于现在的200块钱。最后只卖出几张，剩下的都给亲戚朋友用了。
这就是我学电以后的第一次尝试。那时候我搞电铃，搞电线，搞电表，反正能接触到电的我都弄。改变家里的电灯线路后，一开始家里人都埋怨我，但有一点他们得感谢我，因为我的发明救了我姐姐她们。
那时候老毛子（清末后中国人对外来欧洲人的泛称，此处指俄国人）不像话，他们经常抢劫钱财，强奸妇女。一天半夜我们家来了两个老毛子，他们拿着刺刀、手枪，威胁叫我开门。当时日本刚刚投降，姐姐弟弟们都回家来了，屋子里七八口人都很害怕。大姐大嫂都在屋里，特害怕被老毛子强奸了，老毛子一进来，她们就吓的赶紧拿被子把自己捂上。我就说我们的灯坏了，老毛子到处找都找不着灯，看不清屋里有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屋里有什么人，转悠了一圈就把一块马蹄表揣兜儿里拿走了。
可以说那次是因祸得福，到现在他们还为这事感激我，幸亏我把电线给搞断了，老毛子开不了灯，看不见姐姐和大嫂她们，要不然就不堪设想了。
除了爱研究带电的东西外，我还会自己修鞋，自己修灯泡。
中学时关系很好的老师同学
我的中学是四年制，我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就改成了“长春一中”。当时班上有32个人，有一个叫郭建文的同学，他跟我关系最好，后来我俩还一起考进了省立高中。那时候他家里很穷，他父亲是卖烧饼的，他母亲后来得肺病去世了。我们俩都爱学习，而且学习成绩都拔尖，我考第一，他考第二，所以我们俩关系密切，彼此佩服，也能找到很多共同语言。那些学习不好的，我真的看不上，也不能交朋友。那时我在学校里只交了这一个好朋友。
老师里也有几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是高明阁。另一个是高俊杰，解放后，他在沈阳担任区委书记，后来我才知道，高俊杰老师原来是地下党，那时候他对我影响很大。
高明阁老师教语文，他比较瘦，不爱说话，但是很有思想。他很喜欢我，因为我文科很好，他给我推荐了一些鲁迅的作品，比如《野草》，还有一些其他杂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鲁迅的作品，接触到新锐的观点，感觉很惊讶也很受启发。在这方面，高明阁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高俊杰老师是教历史的。我从两个事情中估计他可能是地下党。一个是高老师出的题目一般不是问答题，而是思考题，让你自己发挥，不是说你背下来书本里的内容就成。比如说“谈谈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会出这样一个题目。那时候共产党进长春以后，我在小摊上买了共产党的一本书——王朝闻写的《中国近代史》。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作品，印得也非常粗糙，我只是爱看书，就在小摊上花1毛钱买了它。拿回家我越看越高兴，感觉这个很新颖，和故事书不一样。后来我把这本书吃透了，回答高老师这个问题我就按王朝闻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班上得了最高分98分，这是相当高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