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人逃难的过程也是几多坎坷。
伪满时期，父亲是邮电局的职员，但日本投降时，他带头保护了整个邮局，很有功，就被国民党留用了。再加上他从日本留学回来，精通日文，还是很受器重的。后来国民党当官的逃跑之前还给他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要调他去广州邮电局工作。父亲知道这永远不会实现，就决定自己带着家小逃难。于是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推着一破旧的两轮手推车，带着继母和好几个小孩子开始了逃难之路。当时四弟15岁，最小的八弟只有3岁。
在路上，父亲要过饭，被抢过东西，还被人抓走审问，但好歹保住了性命，又带着一家人继续走。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达沈阳。
1948年底，我从北平返回沈阳解放区，与大哥维民（左）和二伯父次子维铎及其小儿子合影，中间站立者是我，是年17岁
当时沈阳是国统区，还有中央邮局，父亲到达后办手续，弄到了从沈阳到天津的机票。坐C－47型军用运输机，我们叫它“空中大板车”。我在沈阳和父亲会合，沾他的光也有了机票，从沈阳坐飞机到了天津。
过去我从来没坐过飞机，觉得非常新奇，想着飞机特别好。但是一上飞机我就傻眼了：它是货机，一个座位都没有，前面都放东西，剩下的空间就是铝板，冰凉的铝板，其他啥也没有。坐这飞机的人也都是逃难的，还是有点儿能力逃难的，一般的人还坐不起飞机。我们就坐着“空中大板车”从沈阳逃到了天津。
到天津以后，父亲带着几个弟弟转坐货轮继续南下广州，我和大哥、二哥从天津转往北平。我们一家人就在天津码头上挥泪告别了。那时兵荒马乱，动荡不安，我们这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内心酸楚一片，但为了生计，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
送走了父亲以后，我们又赶到了北平。1948年的冬天，我和大哥、二哥在共产党城工部（“城市工作部”的简称）同志的指导下，从北京冒着还乡团的枪林弹雨，突围出真空地带。后来又被接应到了通县，从那里徒步走到山海关，然后等待回沈阳的时机。
等待回沈阳的时候，我们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亲历很多事件。由于之前在北平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射杀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惨案，北平的学生们也怒不可遏，纷纷游行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学生集会的地点就在现在东单那边。这件事也激起了我要回解放区的想法，我觉得国民党太坏了。我就希望赶快回到解放区，离开这样的环境。同时，我们在北平也没有经济来源，只靠着大哥长春大学同学会的救济款活，每人每天一个馒头，就着水吃，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到达沈阳
在北平那边逗留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徒步走到山海关，然后回到沈阳。回去的时候沈阳已经解放了，大学生奇缺，四处都在招生。一方面因为很多人都逃出城了，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学校停课时间太久了，所以那时候上大学很容易，初一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
那时在沈阳我住在二伯父家，父亲南下了，我没有家了，就在二伯父家借住了一段时间。我二伯父开医院，他医术很高，也很喜欢我，他知道我很聪明。我到他家以后，他交给我一个任务。
他说：“你不是学电气的吗？你拿灯给我组成一个发光的字。”
我说：“什么字啊？”
“平安是福。”
我就把小灯泡都串联起来，编成字，焊接好，然后通上电，就做成了。二伯父看了很高兴，但是他建议我，说：“你别学电气了，你学医吧，学医很有发展前途，你去考兴山医大吧。”那时候兴山医大是很有名的医学院，正在招生。解放战争期间它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战地医生，救活了很多人。我一听很愿意，就说：“好啊，二大爷，我一考就准能考上。”我对考试一点儿都不在乎，我知道我的学业很好，再加上我是高中生，学校都求之不得。
一句话决定的专业
和以前一样，考试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悬念，我很轻松地考上了兴山医大，但考上以后情况却有变化了。当时我是和二哥、二嫂及二哥的两个同学一起到的沈阳，他们几个都会俄文，都要到哈尔滨去学俄文。这就变成了我们一起来到沈阳，离开时他们都到哈尔滨去，只剩下我一个人到兴山医大。
这时候我二哥就跟我说了：“你别去兴山医大了，咱们一起到哈尔滨去吧。”
我说：“我怎么去？你们都是长春大学俄语系四年级学生，我一个俄语字母也不会。”
我二哥说：“没关系，你脑子很好，你去了很快就学会了。”
他还跟我说：“维韬，等学会了俄文，咱们先到莫斯科溜达溜达去。”那时候他纯属开玩笑，结果我却当真了。
于是我就听从了哥哥的建议，和他们一起来到哈尔滨，顺利考取了四野创办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院。
正是哥哥的这一句玩笑话，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职业，我本来可能成为很好的外科医生，最终却成为了优秀的翻译。如果没有哥哥的那句话，我的人生应该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想来，人的际遇真是很奇妙的东西，我一心钻研电气，却没有成为工程师；我擅长演电影，却没有当上演员。最终让我奉献毕生精力的竟然是一个我之前从没有想到过的职业
充实忙碌的大学生活
1948年底，我考取了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在这个学校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但只学习了8个月的俄语，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搞政治运动。
所有的新生到学校入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审查政治思想，因为这是一个机要学校，需要摸清每个学员的来历，包括家庭背景、政治背景、个人经历、父母职业、考学校的原因等等，都要审查清楚。这第一步的审查就花了三个月时间。审查之后就把那些来历不明的、表现差的、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全部淘汰掉。
在这之后留下的人就要下乡搞土改，进行政治教育。那时候我们就在东北的农村搞土改。我负责宣传队，到处在墙上写标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还演话剧，演活报剧。我唱歌五音不全还叫我演歌剧，真是笑死了！我一直非常积极地参加活动，而且我出身很好，我大哥已经参加八路军了，我父亲也从广东调回北平来了。这些条件对我很有利。
1949年4月，在考察了家庭出身、政治态度、政治表现、土改表现之后，学校在我们这些学员当中，首先秘密发展了第一批团员，我属于这第一批发展的团员。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预备期半年。团员入团都是秘密发展的，还必须要有两个共产党员做介绍人。
我的介绍人是郭晶、严肃，他俩都是老革命的子女，都是党员，他们看我在土改中表现很积极，又能写标语，又能演歌剧，又能写文章，他们很高兴，所以就当了我的入团介绍人。这样一来，我政治上的问题首先解决了。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学习过程了。刚开学一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的课本，就是俄语老师直接教学。上课的时候，外籍老师拿着杯子，问“这是什么？”“这是杯子（俄语）。”就类似这样教。这需要很强的记忆力，我掌握得非常快，老师都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一教我就会，而且每次都举手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