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师采取激励式的教育，比如说他带着巧克力糖、橘子、苹果，放在桌上，谁答对了给谁吃，我每次都能吃到，老师很喜欢我。但有一次我也把老师气坏了。那时候是“一帮一，一对红”，我旁边有个女学生叫刘玉华，她很胖。老师让我们造句“我是谁，她是谁。”我淘气，结果就指着刘玉华说：“她是个猪。”老师听了特别生气，因为他觉得我这是侮辱人，不但没奖励我，还罚我站。后来老师批评我说：“你这个做法非常错误，你的句子造得很对，但是意识很错。”
由于我在班上学习特别好，后来学生会选举，我被选成学习部部长。学校总共13个班，每班有四五十个学生，一共有七八百个学生，成立了一个学生会。学生会有文艺部、体育部、学习部、生活部，还有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我被选为学习部部长，因为我学习成绩很突出，再加上我政治可靠，是秘密入团的团员。
当了学习部长以后，我就比较忙了，课堂上学的东西没有时间复习了，但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是问题，因为我在课堂上可以马上掌握，不像其他学生费很大劲儿也记不住。我记忆力很好，一下就能记住，这对学习外文很有利。那时候我就负责出黑板报，画报头，因为我画画好、写字好，这也是优点。这时候我就显得很突出了，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学习俄文也快，又会画画，又会写字。只是我个头儿不高，那时候在班上算是个头儿比较小的。
当了部长之后我就提出来，今后为了锻炼同学们开口讲俄语，一定把我们学的东西活学活用，要学多少用多少。我们学20个单词，就可以编20句话来用。比如“你是谁？”“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哥哥，我是你姐姐。”都可以编成这些句子来用。同学之间见面也要开口讲话，一定要开口，不然将来没法当翻译，没法做口译。
我的想法得到了学生会的赞同和老师的支持，所以我就想出个主意，把想法付诸行动：用绘画卡做成卡片，给每人发20张卡片。同学间见面都要说俄语，谁要是说中文，立刻就管他要张卡片，不给也不行。到年底要统计每人和每班的卡片数量，班级之间要有竞赛评比，看哪班的卡片多，哪班的卡片少，这样哪班优秀，哪班差劲，都一目了然。
我建立这么一个制度，目的是督促同学们学习，但是开始实行后就有人骂我了，说我破坏团结。尤其很多女孩子，她开口说了中国话，你管她要卡片，她怕丢脸，扭头就跑，卡片也不给，这样两个人就闹得很别扭，类似的纠纷很多。后来我就说：“你们骂我没用，并不是我挑起的纠纷。这个事本身不是坏事，是他们不愿意执行才有的纠纷，那不怨我。”事实证明这样对学外语是有效果的。
后来我还被评为会话委员会主席，就是学习部下面的会话委员会，我兼任学习部长和会话委员会主席。
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都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正式上课的时间只有8个月，因为把一开学思想检查、思想运动、搞土改的时间和中间寒暑假的时间都扣掉，就剩这么多了。这8个月我们只学习了一本学校自己编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老师编的，总共有1300个单词，完全是生活用语，都是在课堂上、在电影院、在公园里、同事之间的对话。
另外还讲语法，但好多深奥的语法都没讲完就到了1950年的10月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国都派兵支援朝鲜。苏联派出10个师参战，还向我国派来800名专家帮助组建中国空军部队。这个时候军校和部队都急需大批翻译，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那么多人，就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急调学生参军。我二哥他们作为第一批先被调走了，第二批就从我们那个突击班选了8个尖子生调到空军部队，我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提前毕业了调到空军，调过去以后就到了空三师。
1950年10月，三个突击班学员欢送我们提前毕业、参加志愿军空军的8名学员
三排右九是我的班主任塔季扬娜教师（女），四排右起第八人是我
1950年10月，提前毕业，参军入朝作战，外专24班全体同学欢送我们
第二排右起第三人是我，前排左起第三人是俄语教师塔季扬娜（女）
入伍做翻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派来800名专家帮助中国建立空军部队，当时急需大批俄语翻译。但这就比较困难了，由于在军队系统工作，不但要的人多，还必须找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空军领导就决定从外国语学校调派。前前后后调了好几批。我们那批尖子班调出来8名翻译，我是其中之一。调过去以后就到了空三师。那时候斯大林派了几个师给我们轮训，他们一个空军师带我们一个空军师。后来我们的师就驻扎在沈阳，斯大林派来的空军师调来了也在沈阳。
这个师当时的师长叫萨包什尼科夫，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留着小胡子，是很难相处的一个人，对我们要求很严。
1950年欢送我参军留影，前排左起：申玉声、孙维韬、麻贵宾；后排左起：韩净、孙维善
当时我们这个师长是从新疆调回来的。共产党曾经和盛世才*搞过一次统战，共同反蒋抗日。所以我们就派了22个红军干部到新疆学飞行。这些飞行员都是苏联教官教出来的，这些人也成为我们共产党军队系统最早学习飞行的一批。
我们在组建空军的过程中，就派这些人当师长，其中夏伯勋**就到空三师当师长。夏伯勋师长在新疆的时候也学过一些，也会飞行，而且因为苏联教官教他飞行，他还会说几句俄文，所以我给他做翻译。当时我们因为要搞训练班，夏伯勋到训练班以后就按他的经验和想法起草了一个培训计划。
这个培训计划起草好了，拿去给三师的苏联师长一看，他非常生气，说：“狗屁不是！不能用！”一下就把这个计划扔在地上，看都不看，这是非常不尊重人的。结果夏伯勋非常生气，俩人就吵起来了。我过去的时候，夏伯勋非常生气，他说的俄语夏伯勋能听懂一些，夏伯勋就让我骂他。我没给翻译，这骂人的话怎么能翻？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也很生气，就对他说：“你对我们太不客气了，对我们师长太不客气了。”作为翻译我只能在中间起缓冲的作用，不能煽风点火。
后来俩人一直吵，他们都非常生气，夏伯勋让他赔礼道歉，但苏联师长拒不赔礼道歉。夏伯勋一怒之下就把这事告诉了苏联防空军军长罗伯夫将军。刘司令员后来也知道了这个事，也非常生气。最后军长批评了这个苏联的师长，那师长又给夏伯勋并不心甘情愿地道了歉。所以说当时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刚到这个师感觉非常难。因为陆军师本来对航空师的东西都不懂，所以苏联师要把我们的陆军师改造成空军师，必须首先搞一个航空知识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时间定为三个月，培训内容包括飞行气象学、指挥所业务、飞机鉴别、飞行原理、各种机种介绍等等。但这个训练班由谁来当翻译？只有我们当翻译。
他们那些中尉、少校、中校因为都是大学毕业，都可以讲课，就来当教官。这种情况下，我们八个人来了以后，我就被推荐当一个小组长，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会话委员会主席，学习又比较好，虽然我俄语懂得很少，但是“矮子里拔高个”，我比他们要强一些，所以他们都一直力荐我，说：“孙维韬，你上！你上！” 什么都让我打头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