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大伯父人生的坎坷悲苦，二伯父孙庭训的境遇就实在是好太多了。当然，这与他自己的聪颖好学、勤奋上进也是分不开的。早年间，他和大伯父一同出外当学徒学医，过了不久就学得有模有样，远远超过了大伯父，显示出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和才华。出师之后，他就开始自己行医了。由于他医术高明，妙手仁心，聪明能干，没过几年，他就在沈阳的西华街开了一所医院，取名为“宏济医院”，自己当起了当院长。在沈阳，二伯父和他的宏济医院都很有名气，每天慕名而来请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凭着这个本事，二伯父挣了很多钱，家境很殷实，是父亲他们兄弟三人中最富有的一个。
二伯父的妻子孙王氏，他们育有四儿一女共五个孩子。由于二伯父自己是有名的医生，他把自己的孩子也都培养成了医生。后来他的四个孩子都在医院里工作，都成了有名的医生。
他的大儿子叫孙维矩，伪满时期曾经长期在我家居住，还托我父亲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但工作了不久，他就回家跟二伯父学医去了。他后来在哈尔滨亚麻厂的医院门诊部当主任，现在早已退休，居住在哈尔滨。他今年已经93岁了，身体非常好，自己也很会保养，一口气爬七层楼都不气喘，这点比我都强多了，我非常佩服！
孙维矩下面的弟弟叫孙维铎，原来也在沈阳某工厂里当门诊部医生。刚过中年就患肺气肿去世了。我二哥（指孙维矩，按爷爷全家大排行算）一直对这事深感遗憾，他觉得这个弟弟去世得太早了，常常跟别人念叨起这事。
还有一个是我的四哥，叫孙维邦，他在沈阳某医院当主治医生，今年84岁了，现在也退休在家了。
孙维翰是我二伯父的小儿子，只比我大一岁，我管他叫六哥。他在天津和平区的一家医院工作。退休以后和女儿开了一个彩色照片冲洗店，生活平静安乐。
二伯父的女儿叫孙玉润，是她家排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有趣的是，我父亲他们兄弟三人的家里都是只有一个女儿，男孩子特别多。大伯父家是三男一女，二伯父家是四男一女，我们家是九男一女。大伯父家的女儿是聋哑人，出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而我这个孙玉润堂妹命很好，生活很幸福，现在居住在哈尔滨。他的丈夫也是医生，名叫张缙，原来是哈尔滨中医院的院长，是全国知名的针灸专家。他写过很多关于针灸理论方面的著作，还给很多外国国家元首看过病，在中医界很有名望。现在他已经89岁了，不但自己身体特别健康，而且还能给人看病，毕竟是中医，年龄越大越宝贵的。
我的父辈只有兄弟三个，人数并不算多，但到了我们这一辈，老孙家就开枝散叶、子孙众多了。光我们家就有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弟弟出生后不久夭折），伯父家的孩子也都不算少：大伯父家四个，二伯父家五个。我们这一辈的男孩子名字里都排“维”字；女孩子都排“玉”字。大伯父家的女儿叫孙玉凤，二伯父的女儿叫孙玉润，我姐姐叫孙玉琴（后改为孙育勤）。
父亲的奋斗史
我父亲叫孙祖文，原名孙庭昌，生于1902年2月6日，原籍山东省蓬莱孙家庄，出生在辽阳大打白狐村。
12岁以前，父亲因为家境贫困无钱上学，一直在家务农帮工，业余时间在爷爷的教导下念书识字。父亲虽然念书比较晚，但是他天性聪明好学，勤奋刻苦，靠着爷爷的教导和自学也学会了不少东西。
12岁时，父亲考入铁路公学堂小学念书。所谓“公学堂”，就是不收学费的学校。因为爷爷家那时候还是很穷，根本无力支付孩子们的学费，父亲年纪轻轻就懂事上进，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凭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公学堂”。两年之后，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父亲提前离校参加工作。
父亲一开始在铁路上工作，是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的，护路工人、装卸工他都干过。由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实认真、负责肯干，不久之后父亲就被提升为以工代干的列车长。那时候他年仅19岁，每月都节衣缩食，把挣得的薪金绝大部分交给家里补贴家用，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作自己花销。铁路上的工作繁重枯燥，工友们普遍都喜欢打麻将，有的甚至赌博成性，而父亲洁身自好，从不介入其中。相反，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读书，自学日语，不断充实自己。
1931年他被提升为站长。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中国人民掀起了空前的抗日热潮。那时候，父亲在铁路上的工作已经很有起色，还有机会从政当镇长、县长。但是眼见着铁路上来来往往的日本大兵和马路上熙熙攘攘的抗日民众，父亲思量再三，还是放弃了铁路的工作，转行进入邮政系统工作。父亲这样决定考虑有三：一来是为了在那样社会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二来是为了避免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同流合污；三来则是听从了爷爷的建议。爷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一向性格耿直，忠君爱国，他非常不同意父亲从政，就对父亲说：“你不要再搞这套，你去做最守本分也是最安全的工作，去学邮政。”于是，父亲就转行了。
进入邮政系统后，父亲由于工作勤勉努力，业务水平提高很快，短时间内就由一名普通的邮务员被提升为伪“满洲国”交通部邮务局科长。这时候，一个很好的转折机遇出现在父亲的生活中：1934年，伪“满洲国”交通部组织统一考试，将从系统内部选拔七名留学生赴日留学，30岁以下的在职人员都可以报名考试。父亲那时候已经超过33岁，按规定不能参加考试，可是生性上进的他并没有轻易地放弃这次机会。他写了一份感人肺腑的申请报告，递交到上司手中，表明自己留学深造的坚定决心。上司考虑到他平时工作成绩突出，日文水平较好，就破格发给了他一份准考证。带着这份准考证，父亲参加了统一考试。考试结果非常令人欣喜：父亲不仅从报考的270人中脱颖而出，而且在被录取的七名赴日留学生中成绩名列第一。
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赴日留学资格，父亲满心欢喜，也十分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可是，家里的情况也不免让他有些牵挂。在当时，他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还不满周岁，家里的境况又不是很好。可想而知，又要撑起家庭，又要照管这么多孩子，仅凭母亲一人之力该有多么艰难。念及此，父亲也免不了有些放心不下。但贤慧体贴的母亲也很明白父亲的心思，她非常支持父亲，一再地跟他说：“你放心留学去吧，孩子们我来带。”
正在父亲忧愁之际，爷爷奶奶的及时支持解除了父亲的后顾之忧。他们知道情况后非常赞同父亲出国留学，就提议把我们全家接回辽阳老家，和他们二老一起生活一阵子，这样他们可以帮助母亲照管我们，母亲也可以替父亲在二老膝下尽些孝道。
1935年，父亲在职留学日本，赴东京邮电学院学习。
日本东京邮电学院现在叫邮政株式会社。在留学的两年时间里，父亲十分珍惜机会，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不仅认真学习、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诸如世界邮电史、邮电计划等，还努力钻研日语，使自己的日语达到了精通的程度。在日本文教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文化部）组织的中国留学生考试中，父亲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日语特等翻译。在此基础上，父亲还抓紧学习，掌握了两门第二外语：英语和法语，都达到了熟练对话的水平。在留学期间，父亲的成绩在七名中国留学生中一直很突出，多次受到校方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