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孙祖文，1960年摄于北京
1937年，父亲一回国即被任命为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十四道街邮政局局长。随后，我们全家就随父亲迁往哈尔滨，我进入十四道街小学插班读二年级。
同年12月，父亲又被调往伪“满洲国”新京（现长春市）的邮政总局任储汇科长。虽然级别上是平调，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父亲由一个市里的小邮局的局长，变成了整个伪“满洲国”最大的邮政管理局的储汇科科长，实际上算是提升。随着他调任，我们全家又搬到了长春——当时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父亲的奋斗史
1948年长春被解放军包围，父亲携家眷奔赴广州，到广州邮局担任邮递员。
两年之后，父亲从广州被调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农村邮政的建设。在那之后，父亲一直在北京工作，直至1965年退休。
1976年，三位国家领导人先后逝世，举国同悲，我们家也在这一年遭遇了巨大的不幸。12月29日早上，父亲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急救无效，下午就撒手西去，临别前，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没有做出什么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但他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为我们树立了认真负责、敬业奉献的典范。
父亲出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不聊生，体验了日本侵略下的屈辱艰辛，更享受到了新中国成立、人们翻身做主人的幸福。无论境遇如何，父亲都不移信念，为我们塑造了洁身自好、坚守气节的楷模。
父亲的一生，是拼搏奋斗的一生。他勇于迎接命运的挑战，道路艰险而不乏披荆斩棘的勇气；他善于抓住转折的机遇，执着求索而不失奋勇前进的信心。他用自强、智慧和友善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真真诚诚待人，是父亲这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留给我们子女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我们兄弟姐妹都有所继承。
父母的结合
母亲名叫崔宝华，生于1899年，出身于大打白狐村的佃农家庭。外祖父在辽阳当地的一个地主家当长工，家里有三个闺女和一个抱养的儿子。母亲排行最小，也是他们家四个孩子当中最聪明的。母亲的家境虽然非常贫穷，但外祖父性格耿直，为人宽厚，这样的家庭影响使母亲养成了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
母亲出嫁之前因为家穷，没上过学，只能出来给地主家的小姐帮忙做家务。虽然没有条件正式念书，但是她趁着地主家小姐读书的机会留心旁听了不少课程，再加上她天资聪颖，勤学刻苦，就这样母亲也学会了不少的知识，认识了很多字。
母亲天生心灵手巧，针线活儿非常高明，衣服做得非常好，还有着一手刺绣的绝活。她跟我们讲，当时在地主家帮工的时候，小姐的枕头和幔帐都是她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而且绣什么像什么，人见人爱。雇她的地主们也因此很欣赏她，觉得这个小女孩很有灵气，办事也很利索、洒脱，所以她很受雇主们欢迎。虽然挣的钱不是很多，但是凭着自己的一手绝活总有活计，不至于饿着。
后来，经村里人介绍她认识了我父亲。父母一开始相识也是受制于封建礼教，谁也没见过谁，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但初次见面以后，两人都对对方很满意：父亲当年英俊潇洒，上进有为，母亲清秀灵巧，知书达理，两人又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渐渐相处之后，两人很自然地感觉情投意合。这种情况下的结合，是非常有缘分的。
但穷苦人家的婚姻大事，也是要有一些讲究的。两人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母亲首先就跟父亲提出来一个问题：“我没有嫁妆陪嫁，你还要不要娶我？”那个年代结婚时，女方都是要陪嫁妆的，而母亲家那时候穷得连嫁妆都陪不起，这是不合礼数的。想必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母亲已经独自琢磨了好久才提出来。我父亲听后，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要嫁妆。因为咱们门当户对，我也没钱给你买东西，你也没有嫁妆，正好咱们穷就都穷到一块去了。没有嫁妆没关系，你人好就可以了。”
就这样，两个一穷二白，但是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人走到了一起。父母于1921年结婚，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孩子。
生母崔宝华，1937年摄于哈尔滨，时年37岁
母亲嫁进我们家之后，爷爷奶奶非常喜欢她。她比父亲大两岁，聪明能干，脑快，手勤，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对父亲照顾入微、体贴关心；对爷爷奶奶尊重孝顺；对周围的邻居互助关心；对孩子们教育有方；她自己为人方面又非常善解人意，贤惠聪明，炕上活儿、地里活儿都会做，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所以，她嫁进我们家以后是我父亲最大的帮手，我父亲特别高兴。爷爷奶奶也非常疼爱母亲。
1935年，父亲到日本留学以后，母亲就带领我们回爷爷家一起生活了。她对爷爷奶奶也孝顺有加，关怀备至：爷爷奶奶想到的事情她会做到，爷爷奶奶没想到的事情她同样会先做到。她就这样尽心尽力地孝敬老人，所以爷爷奶奶非常器重她。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和我奶奶的婆媳关系也处得特别好，我奶奶把她看得比自己亲生女儿还亲。
但没想到的是，母亲和奶奶这种亲密的婆媳关系却为以后埋下了悲情的伏笔。1941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一直不敢把这个噩耗告诉爷爷奶奶，怕他们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哪知，我二伯父无意中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二老，我奶奶听完悲伤过度，当时一口气上不来也就跟着去世了。这真是让人万万想不到啊！可见奶奶对我母亲的感情有多么深！
父亲谆谆教诲不敢忘
我家慈父教诲严
和传统意义上的“严父慈母”不同，我的父亲非但不严厉，而且是一位非常慈爱、非常关注孩子成长的父亲。他对我的教育在我的人生轨迹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因幼年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又留学日本，所以他的知识体系中融汇了中西文化。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修养颇深，这完全得益于我爷爷早年间对他的苦心培养。早在父亲年幼时，爷爷就把《论语》、《大学》等这些国学经典都教给他，他掌握得很快，在诗歌这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父亲小学时在铁路公学堂学习，日文学得很好，后来留学日本时，又掌握了英语和法语两门外语。父亲一生都没有中断过学习，他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勤奋学习的榜样。
父亲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家很穷，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遗产就是精神遗产，是教你们怎样做人的遗产，这个很重要。”他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受教育，以后就没有出息，他的孩子们一定要受到教育。所以我们家虽然很穷，但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上学接受了教育，这都是父亲的苦心坚持换来的。
1957年仲夏，家父孙祖文（右）与岳父温佩筠摄于北京自家门前
现在想来，父亲的几点教育让我获益匪浅。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这个爱国主义的种子早早地埋藏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很重要的基础教育。第二点，他对我们说，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火药和指南针都是我们发明的。父亲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他通过讲解历史知识给我们从小灌输自强好胜的思想。第三点，他教导我们“做人不能有傲气，但要有傲骨”，这种人穷志不穷的思想非常关键。他常对我们说：“咱们家很穷，你们不要和别人比吃比穿，应该比学习、比学问。你们要很好地学习，‘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