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征兆：叶利钦在1991年8月21日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那天，莫斯科市开了庆祝会，全市的酒全部卖光，喝醉酒的人遍地都是，大家庆祝共产党早一天下台。
所以我看到这四个征兆，感到真是可怕！心想苏联共产党下台恐怕是迟早的事了。所以回来我写了很多材料，汇报我在苏联看到的这些情况。这些我亲眼目睹、亲自收集来的材料就是我在俄罗斯的6年中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我认为它远远比财富和名誉更有价值。
1992年，访问列宁格勒市附近的普希金城时，孙维韬夫妇在普希金像前留影
1993年旅俄期间，孙维韬在赫鲁晓夫墓前留影
发挥余热，热心公益
担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从1990年开始，我就担任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一直到现在还是。它经常开会研究国际战略，研究各个国家时局的变化，属于国家智囊团的性质。
1992年，在乌克兰列宁广场上留影，背景是抗议的人群
回国后担任的公益职位
1996年我回国之后，好多单位都请我当客座教授或者担任一些名誉上的职位。“航空联谊会”是空军最大的群众性组织，我在那当常务理事、副会长兼外联部长，现在一直还是。“航空联谊会”的名誉会长都是空军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都是将军级别的人物。这个组织的工作主要是接待美国的“飞虎队”，接待台湾来的代表，接待苏联老红军战士等等类似的活动。
2007年三次到俄罗斯出差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有很多单位想请我出国去帮他们。有一个是朝阳区的双井办事处，另一个是满洲里的策划公司，他们想利用我在莫斯科的人脉关系，帮着他们打通关系，建立合资企业。比如朝阳区的双井办事处就想到鄂木斯克办一个北京烤鸭店，我就帮着他们联系沟通。最后事情办成了，我一分钱都没要他们的，完全是义务帮忙。就是因为这些事情，2007年的时候我又率中俄积极分子代表团赴俄参加中国年活动，获得普京总军事顾问瓦列尼科夫大将的接待。
现在担任的社会职务
我现在的社会职务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电影协会会员、《学习》杂志社编审兼高级记者、国际战略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还有总后勤部的国际友好联谊会理事，文化部诗酒研究会理事，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解放军出版社特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人，空军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外联部长。
2007年访俄期间，与部分航联会员合影于莫斯科红场
左起：郭晓昆、刘魁一、孙维韬、刘韫（团长）、温有祥、王小京
2009年9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建国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孙维韬（左二）与老战友、
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吴光裕将军（右二）等合影
费尽周折，重现历史
2004年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和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几个老同志商量，决定编写一本介绍中苏美空军在中国战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画册，以完成我们全面展示中苏美空军联合抗日的历史全貌的夙愿。我们将画册定名为“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记实”。那以后，我的心里就只惦记着这一件事了。
尽管我之前有过大型辞书的编纂经验，担任过9卷集、1400万字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总编组组长，但没想到的是，眼下要编的这本画册，却让我周折最多、感慨最多。
欣慰的是，这本画册最终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冯玥还特地来采访我，并将我们编写此书的前后经过写成《被遗忘的牺牲》这篇特稿刊登在报纸上。从这篇特稿中，可以看出我这本画册编写的概况，以及我在选择主题时的考虑：
曾经有人问孙维韬：“你一个共产党员，干嘛费那么大力气给国民党歌功颂德？”
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军人，孙维韬的回答很明确：“历史就是历史。”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中，涉及空军的内容，一直少有翔实的介绍。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可用飞机只剩三十余架，面对不断增加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袭，已无力反击，制空权全部落入日本空军之手。
当时，欧美诸国以“严守中立”为名，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而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2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苏联政府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共计五千余人，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雪中送炭，使得中国空军起死回生。
近些年来，关于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报道，不断见于各种媒体，而了解苏联志愿航空队历史的人，却还是不太多见。
“这段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不少我到过的抗战纪念馆里，都是一片空白。”孙维韬说。他说，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段历史就少有人提了。“但无论现实政治如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留传下去。”
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孙维韬，曾经受邀到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做报告，当他提及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的历史时，座中居然无人知晓。“那是给沈阳军区培养干部的地方，还是军人呢，都不知道。”
被有意无意淡忘或掩蔽的历史，又何止于此。
在《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附录——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里，收有823个名字，他们基本出生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死于1937年至1945年间，平均年龄不到30岁。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开始。其时，日本已储备2200架各型作战飞机，首批投入淞沪战场440架，他们认为，中国空军兵力有限，飞机老旧，性能落后，又无补充来源，三天之内就能消灭中国空军。
“8月17日清晨，中国空军第5大队和25中队奉命以6架霍克－3飞机赴上海轰击虹口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驾驶2510号飞机紧跟中队长起飞。到达预定目标后，阎海文跟随长机从2000英尺高度依次俯冲低空投弹击中目标。敌人架在楼顶上的机枪向我机开火，阎海文的飞机被击中无法操纵，跳伞落入敌阵，被数十名日军包围，并呼喊着‘活捉支那飞行员！’阎海文冷静地等着日军靠近，用自卫手枪连续击毙5名日军，日军退了回去，有的要开枪，被鬼子头目制止，并喊话要中国飞行员投降。阎海文从隐蔽处走出来，昂首挺立，眼见十多名日军士兵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逼近，阎海文缓缓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本段内容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