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无论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是英雄！”74岁的孙维韬提高了嗓音，几乎喊着说。
2004年10月，初稿成形，加上各处收集来的近千张历史照片，书的大模样有了。航联会分别给北京市统战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送审稿件，希望能得到赞助出版。同时，撰写者、编审者着手编辑工作，统一体例，细致地打磨内容，核实资料。
费尽周折，重现历史
没想到，一转眼到了2005年6月，出版的事情还没着落。
北京市统战部的回复是“同意出书，经费自理”。二战史研究会出具的审稿意见也很积极，认为该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斗历程。”
孙维韬他们最希望由空军的一家出版社来出，觉得这是名正言顺、适得其所。可书稿送去大半年了，出版社一直也没有明确回复。找上门去，对方说，可以出，但是要有空军司令员正式批件。至于批件，要经过政治部宣传部外联部。什么时候能下来？说不准。能不能快点？这是程序问题，我们没法给领导下命令。
这时航联会内部有两派意见。一种说，要么就等等吧，等蓝天出版社的回复。孙维韬认为，没法再等了。
有主编大型辞书经验的他说服大家：“书的出版是有流程的。排版、制版、校对、印刷，都需要时间。”再等下去，就赶不上“飞虎队”老战士8月13日在北京的聚会，赶不上8月15日的活动……“中秋过了，谁还吃月饼呢？”孙维韬说，“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嘛让他们给拖黄！我们干的又不是坏事。”争执到后来，一位航联会的领导甚至在电话里说：“你爱怎样怎样吧，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
最后，几位老同志决定，自费出版，文责自负。“干嘛一定要出这本书？”不止一个人问过孙维韬。他的履历并不需要再靠这本书来增加分量了。“我就是希望把我所了解的历史，真实地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他说，“抗战胜利60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人一生中有几个60年啊，如果这次放弃了，还能等到70周年吗？” “知难而进，我这辈子所尝到的甜头，都是从这句话来的。而且，你看，事实证明，我们胜利了，书放在这儿呢！”他哈哈大笑。
从6月30日和印刷厂签订合同，到8月12日出书，这40天左右的时间，正是北京酷暑难熬的日子。20万字、1000张图片、总共326页画册的五次校对，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由周智弘、孙维韬、温有祥等几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的老人自己完成的。
曾经想找一些大学生来帮着校对，但是对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多少钱。孙维韬说也可以理解，他们都要勤工助学。可是，因为经费有限，他们这些老先生出门查资料、去图书馆，连出租车也舍不得坐，都是拿着离休证去坐免费公共汽车，哪儿去找这笔支出呢。能动员的家人全被动员起来了，周智弘的儿子女婿分别捐款资助，孙维韬的老伴、导弹设计高级工程师温家琦，也被拉来作义务校对。封面设计一打听要几千元，平时喜欢画画的孙维韬干脆自己动手。书名的题写，找的是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刘月忠，“免费的”。
3月体检时，孙维韬查出白血球总数过高，吃抗生素打针都没有作用，医生多次要求他住院检查，他一直拖着不去。
“我没法去啊。”他说，“当时是什么情景，刘兴军，大面积心梗，抢救之后，在家躺着呢。周智弘，脑溢血，还在住院。彭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周智弘当时和我说，你千万不能撒手，你一撒手，咱们就完了。”孙维韬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撒手。80岁的周智弘，原空军航校参谋长，笕桥航校毕业。在他住院的19天里，硬是坚持半天点滴，半天校稿。
编辑费、稿费可以不算；没钱买书号，可以作为内部发行。可是要出版，印刷的钱总要有着落才行啊。这可不是坐公共汽车就能省得出来的数目。
还好，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表示可以赞助10万元。加上航联会成员的捐助，编委会、编审组成员再各自掏点，总算凑起来差不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笔10万元的款项要到年底才能兑现，哪家印刷厂愿意先干活后拿钱呢？
大热天里，找了几家北京的印刷厂，谁都不肯干这种买卖。这时，孙维韬想起了廊坊市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孙维韬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公司的负责人范学增、杨晶是夫妻俩，孙维韬向他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不能少赚钱或者不赚钱，算是帮自己这个忙。
这时候已经是6月底了，要求是8月13日必须见书，128克铜版纸，一千多张照片，四色印刷，16开本，326页，5000本印量，总共16万元费用。6万元买纸备料的启动资金由几个老同志你两万我一万预先垫付，剩下的10万元年底才能兑现。而之前谈的印刷厂，25万元都不肯干。“5000本16万，一本平均才30元多点，封面的费用还没算。折合下来，一页一毛钱都不到。这账就怕细算。”孙维韬感慨，“我太感激他们了，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就出不来这本书。”
费尽周折，重现历史
因为是内部发行，《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只能赠送，不能销售。孙维韬和夫人自费寄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和四十多个图书馆，邮费就花了一千多元。他举着这本沉甸甸的图册：“这一本就是3斤重，一次我俩也就是能拿个三五本。”他很享受这种“写书、出书、送书”的一条龙服务，“年纪越大，越有紧迫感，要把自己知道的留给后人。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就足够了。”
胡锦涛2005年5月9日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时，作为礼物赠送给俄总统普京及前苏联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大型画册《胜利的回忆》，所用的一百余幅照片和史料素材，就是选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中的苏联部分。
前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拿到这本画册时曾感慨：“这段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淡忘了，中国人还记得，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
8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根据《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选用了书中的二百二十余张历史图片，配以十余架二战飞机模型以及由当年参加抗战的空军老战士提供的二十余件文物，举办了半年期的《中国战区中、苏、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展》主题展览*。
好几年过去了，重翻这篇特稿时，当年编写画册的一幕幕情景又真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这一本画册让我受了很多累，费了很多波折，但看到成书时，内心的甘甜滋味也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每每看到它，我的心里总是很安定。我想，我只是做了一个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该做的事情：重现真实的历史情况，启迪后人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并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初识刘司令员
1952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我在空军指挥所巧遇刘亚楼司令员。那之后，我就得到了他的垂青并被调到他身边做翻译，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我跟着他出国访问，编条例，搞谈判，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他身边工作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