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从一开始到最后完成总共花了6年时间。1977年到1980年是前期筹备工作，1980年到1983年历经3年才最终编写完成。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及其副产品
编译副产品
从1983年到1986年，我又开始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副产品，《军事术语选编》、《简明军事百科辞典》都是在这时候编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计1400万字，这些副产品又编了2000多万字，这是很了不起的。
实际上，我做副产品是到1988年才结束的，一直截止到我退休。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这个书之所以会产生很大的震动，是因为后来我又办了一件大事。我主动给领导汇报，建议编写美国版的军事百科全书。
我建议说，现在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我们军科出版的书太不对等了，关于苏联的书一共出了3800万字，但美国的还没有出过，这样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上就失衡了。所以我们需要赶紧编美国版的这本书。领导听到建议觉得非常好，但下去分配任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揽这个活儿。
领导又回来找我，让我继续当总编组组长。我立刻拒绝了：“这怎么能行呢？我是搞俄文的，英文完全不会，怎么当这个总编组组长呢？”但领导找不到一个能组织这样系统工程的合适人选，一再要求我接手。后来我就答应给这个项目做一个开拓者，负责总体设计和申请经费。
我就给杨尚昆主席打了个报告，论述了这个项目的意义，并且要求下拨经费。结果上头马上就批准了，立刻给拨来100万。 100万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不少钱了。
美国军事百科组随之成立，而且立刻上马开始工作。后来我到南京、洛阳等地的外语学院找英文翻译，然后指导他们分词条开始编译，这套程序跟当初翻译俄文是一样的。
事实上，《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副产品全部诞生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那一年我本该退休，但是美国军事百科组的项目也已经上马了，我作为技术骨干工作离不开，所以单位就把我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样又干了3年。
离休前后
到了1989年，我已经58岁了。按规定，师级干部到55岁都“一刀切”，全部退下，我早该离休了，但单位还是要留我，因为当时我负责《美国百科全书》的技术工作，工作很忙。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编《美国百科全书》了，因为编百科全书实在是太累了。我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7年间，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以上，还要参与全部的24道工序，整天到处跑，真是特别辛苦。何况我的英文也不在行，真是力不从心，不想继续干了，但苦于没有脱身之计。
没想到，老朋友的一个电话却给我带来了转机。这个电话是阎明复给我打来的，他说：“老孙，我现在在民政部当副部长，组织外贸工作。我们正好要对苏联开展外贸工作，我们决定派一个人到莫斯科做总代表。我思来想去，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你能帮我。”
我一听特别乐意，马上就答应了。但是单位那边还是不放人，就是不让我离休。后来，阎明复以民政部名义通过总政干部部给我们军科直接下了命令，我自己给单位写了保证书，表示离休是我本人要求的，我这才能离休了。
我走以后，《美国军事大百科》项目就下马了。这并不是说我有多大作用，少了我就编不成，只是因为别人都没有这个热情，都不愿意做这个项目。
2001年，孙维韬夫妇与校友、原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政协第一副主席、
中华基金会总会会长阎明复（中）合影
莫斯科做总代表，广阔天地任遨游
1991年我就到莫斯科做总代表，我爱人是副总代表，我们在那里待了6年。
我在那边负责民政部的外联工作。因为我的人脉很好，很多苏联人我都认识。举个例子，我去了以后就找到了周总理当年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他非常友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项目，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这是我负责的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我们到莫斯科以后，需要帮助中方和俄方开展一些外贸项目。当时民政部下面有个中国福利企业总公司，他们要和苏联开展一些外贸合资项目，我就作为中方代表直接去跟他们谈，因为我懂俄语，不需要翻译。而且我爱人也懂翻译，我们两个人可以合作。
由于当时民政部比较穷，福利企业总公司也不可能给我们多少钱。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我和老伴就在贫民窟里租了一套很便宜的房子。我们在莫斯科的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每天都啃面包，吃酸黄瓜，但我乐在其中。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当天，我（左）和家琦在莫斯科红场留念
这6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写了30本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们在莫斯科的全部见闻，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财富，而且是一生都难得的财富。比如说我亲眼看到了苏联解体，叶利钦炮击白宫*等历史事件。我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深入群众中调研，回来就写成日记。后来我用这些日记的材料出了好几本书，其中一本书叫《狂潮与涌流——苏联裂变目击记》。
1991年10月摄于波罗的海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
1991年，在莫斯科庆祝家琦60岁生日
所以说我在莫斯科期间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亲历了苏联的解体，全部的过程我都看到了。我去苏联之前，国际战略研究会徐信会长和柴成文副会长聘请我当特约研究员，还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从苏联的经济、宗教、外交、军队等各方面深刻观察,研究苏联的情况。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的研究机构已经预感到了苏联要出问题了。
到了莫斯科以后，我一直注意观察，认真研究。当时苏联国内确实很乱：报刊上有“左派”，有“右派”；有骂共产党的，有支持共产党的；大街上就有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讲演的。我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去研究，而且我自己还发现了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四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我在电视机上看到了一个采访节目，是对萨哈林岛一个老太太的采访。她已经82岁了，孤身一人退休在家，生活非常贫困。她的家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她丈夫死于卫国战争，儿子死于阿富汗战场，只有一条白狗陪伴着她。每个月的养老金只有27个卢布，只够买27个面包的。她在这个采访中控诉苏联共产党，甚至说：“共产党连我的狗都不如。狗还能给我一点温暖。”
1992年，与中国空军原首席顾问比比可夫将军会晤于乌克兰基辅
我看完这个节目，心想苏联共产党的威信都低到这种程度了，这样非垮台不可了。
第二个征兆：我看报纸上说叶利钦退出共产党以后，威望不降反升。在民意测验当中，戈尔巴乔夫的得分是31，退出共产党的叶利钦的得分是69。因为叶利钦退出共产党以后代表了人民大多数，代表了一亿四千万俄罗斯人民；而戈尔巴乔夫只代表一小撮儿共产党（1800万人）。我一看这个比例，苏联共产党都变成“一小撮儿”了，已经代表不了人民了，所以老百姓当然不支持你了。
第三个征兆：在竞选莫斯科市长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全部落选，民主派人士全部入选。这说明共产党的形象在人民大众的心中已经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