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收徒弟
我头些年在护城河边上教了有十几个徒弟，我们教杂技都比较客气，没有什么拜师这些复杂的环节，有的只是互相学习。爱来就来，不爱来就算了。如果在我家练，赶上吃饭就在我家吃。
南六环有个影视基地，有一天那边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你有时间吗？有时间过来一下。”“怎么走啊？”“你坐车到前门，从前门再转车就过来了。”
我就带着我的徒弟，还有一个小姑娘去了。到那后发现有一拨小孩，比我带的都大一些。小孩和小孩之间互相交流一番后，我们家的小孩才发现自己跟人家的差距。另外，我们在那儿吃了一顿饭，是水煮白菜。我带的小姑娘把菜端起来一看，连一个油花都没有，吃了两口馒头就不吃了。她这才意识到家里的条件比外边好，回去不好好练实在说不过去。
我收了不少徒弟，有些学了一半就走了。2009年还来了一个美国康纳斯州武校的人，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他在我这学是按天算，一天给我一百块钱。而他回国去教学，是每小时每人十块钱，一教就是一百来个。还记得他当初来学的时候，带着好几部摄像机，只要我们练，他就全程录像，回去他再仔细琢磨。前后他一共学了10天就走了，说实话，他到走时学到的功夫都不是完整的一套。
其实我们收徒弟没有标准，只要爱好就行。记得那会在大观园演出的时候，见到一个叫小马子的甘肃人，当时觉得小孩子很机灵聪明，就让他跟我们学，没想到他也是学了不到半年就半途而废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真应了北京一句话：“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后来听说他不演杂技改行演魔术了，因为魔术挣钱快。后来他的发展如何我不得而知。
在我教过的所有徒弟中，好像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的。我也算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一天不会让徒弟们练很久，如果练过头了又得休息好几天。而一些年长的人想学，可年岁又不容他学了。当然不乏一些心存功利的人，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学，而是学一些皮毛到少年宫这种地方去教小孩，反正那些孩子的家长要求不高，只是锻炼孩子身体罢了。
重返北京
如果是我自己亲自招收徒弟，会严格把关，但我收的这些徒弟，都是别人介绍来的。有我妹妹的外甥女，也有通过亲戚和我嫂子介绍的。在巴基斯坦跑了的小女孩，也是亲戚介绍来学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并没损失任何东西，只是让我觉得现在的人都很功利，吃不了苦，总想着三天学会就赶紧挣钱。想想当初的我们，为了学一身技艺，吃了不知多少苦，才有了今天。
现在我也没有自己的器材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到固定广场去演出，碰到合适的就去，不合适的就不去了。不过现在我每天还坚持练功，就当是强身健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愈来愈高，可是祖辈留下来的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东西却慢慢消失了。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开始着手准备，想让“火叉”表演出现在鸟巢。正当我开始招收徒弟时，有人告诉我奥运会明令禁止有关明火的表演及相关活动。这让我想起以前在人民大会堂演的时候，人家还用消防龙头对着我们，生怕着火。另外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杂技表演的时间根本控制不了，导演对时间的要求也很苛刻。虽然我不甘心，但我的奥运梦也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又联系了电视台，想通过媒体这个平台把“火叉”宣传出去。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中央电视台一个工作人员，我问他这个能不能在演播室录，他回答我：“你要想演这个，除非中央电视台台长签字，没签就不能演。”我又通过一些关系认识了北京电视台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导演，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商，我们终于在北京电视台为大家演出了中国传统技艺：“火叉”。
我们中国好多民间技艺说失传就失传，比如说“镲”。有这样一个说法，只有北京二环路以里的一雌一雄才叫“镲”，为什么叫雌雄呢？是因为一个叫铙，另外一个大的叫钵，敲起来两个音不同，所以根据声音分称雌雄。如果两个都是钵，那音就不好听。像这个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蒙人的杂耍。就比如说踹板，看起来是表演的人腿功好，其实那个板早在演出之前就已经被掰开了。还有打碎啤酒瓶子，他们先从观众席上叫个人上来亲自试验，结果把手都拍紫了，酒瓶就是完好无损，而表演的人知道诀窍，一打保准碎。
不过，我倒是不担心“火叉”会失传，至少一时半会还不至于，因为至今多多少少还有人能玩两下，有人在练，虽然练得不是十分好，但是总归是后继有人。
对于像“火叉”这样的民间技艺，国家也没有人去组织，也没有官员在意它存在与否。我也曾经想为“火叉”的传承做点贡献，收徒弟教教。可是现在有几个人愿意一心来学习这个？不是嫌苦嫌累就是觉得赚不到钱。社会发展了，好多人都是向钱看。
“火叉”的传承问题，我担心也没用。有很多问题都阻碍着传统杂技的发展，民间传统杂技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相识相知
我和老伴是经过同学介绍认识的，那时候我的条件不太好，要房子也没房子。不过老伴人本分，对我也不挑剔，所以我们才走在了一起。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我演杂技，还帮着做道具。可以说，她是我的贤内助。我们从没吵过架，恩爱了一辈子。
1980年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后，走之前的那个院子居然没了我们住的地方。幸运的是有个邻居正好有间空房子让给我父母住。而我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1981年我再次回到这个院子，家里还是就只有一间房，父母住着。我叔叔说：“你叫你父母搬到外头去住，这样你搬到这儿，婚事也就好解决了。”
我说：“是好解决，可我父亲都八十多了，如果为了这件事情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一点都不值得。”
后来实在没法子，我就在一进门靠南边的地方搭了个小棚。那会临近11月份，天寒地冻，小棚里风嗖嗖地刮。可我天天要演出，根本没时间盖房子，后来还是在朋友的帮忙下才盖起了房子。盖房还得买砖，记得当时我是跑去新街口那边买的，因为钱不够，所以买的还都是半头砖。总而言之，拼拼凑凑把房子盖了起来。
房子是在1982年盖完的，我想赶紧把房子弄干净，装漂亮，结婚就可以在这儿了。没想到，突然接到了在江苏的哥哥的电话，说他病了，要来北京检查检查。1983年5月我就把他接了过来，后来到医院检查，是胰腺癌，要长期治疗。这样，我哥一家人就都搬到我这儿住，直到1983年的10月20号，我哥病危，他们把我哥送回家，孩子也就跟着回江苏了。
1984年，我们同学约到十三陵聚会，同学就问我：“你还没成家？”我说：“不是我不想成家，是我有三个问题还未解决：第一，我的工作问题；第二就是住房问题；第三就是工资问题。”
“这么着，我有认识的人在食堂里头工作，怎么着从那也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一个同学说道。大家说说笑笑，我也就答应了下来。时隔几日，我们约在这位女同学家见面，她家也是一个传统之家，家有九兄妹，她是老二，有一个哥哥，跟我一般大。还有两个妹妹，剩下的都是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