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那个国家虽然禁酒，但也有人偷着喝。有钱的人喝，穷人根本喝不起。奇怪的是他们却不禁烟，我就看不惯这点。巴基斯坦人是既爱吸白粉，又爱抽烟膏。
巴基斯坦有着和中国一样的问题：人口众多，国家贫穷。在巴基斯坦，穷人占的比例相当大。
异国轶事
回想在巴基斯坦的那几年，好多事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里，下面我将印象最深的经历讲一讲。
我们去巴基斯坦时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湖南人。因为她年龄小，学东西快，没多久就学会了简单的巴基斯坦话，所以常常跑出去跟巴基斯坦的人待在一起，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那边的生活。等到我们准备回中国的时候她却突然不走了，想留在那边。我就跟她说：“你跟我们一块回家待一段时间，看看北京，看看家。”于是小女孩答应了跟我们回国。我们要先到拉瓦尔品第，因为我的护照被老板扣下，我要到拉瓦尔品第的大使馆去办临时护照，不办临时护照航空公司是不会卖飞机票给我们的。记得那天我们是下午去的大使馆，我就对小姑娘说：“你自己玩，我休息一会。”没想到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小女孩就不见了。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而飞机马上起飞，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先回国了。
回到中国后，我和他家人详细说了此事的经过，她父亲就说：“咱们要不再去找找？”我说：“你要说去咱们就去，我帮你办了护照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忙活，等待，护照终于办了下来，稍做准备就又去了巴基斯坦。话说回来，找人本来就不是件容易事，再加上我们都不懂他们的语言，根本没法沟通。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内心的煎熬、生活的窘迫依然令人难过。
为了省钱起见，我们坐汽车先从北京到吐鲁番，从吐鲁番到喀什，后来经过红其拉甫、素斯特、吉尔吉特、伊斯兰堡、法斯拉巴，最终到达摩罗丹，在那住了两天，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找到。因为那几天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还能买到机票，于是我们就坐飞机到了乌鲁木齐再辗转回到北京。
这样，我心理上总算安宁了好多。我跟他父亲说：“您也看了，找不到，就不能完全怪我了。”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路途上，我的心依旧忐忑，虽然口头上说与自己无关了，但毕竟是跟我出去的，可我又能怎么办？在飞机上看着沿途的风景，过客，还有山顶的积雪，心里不觉一颤，只能对着窗外空叹一声，默默祈祷小女孩早日归来。
直到2006年，有几天时间我家电话总是半夜里响起，好多次都没接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了电话，拿起来只听见那边说：“Hello？”我问是谁，那头就是不说话，不一会就挂了。我刚转身走，电话又响了，直觉告诉我，电话那头就是留在巴基斯坦的小女孩，可是我问了半天，就是不说话。我就说：“如果想回来就回来吧，你可以直接找大使馆。” 这个女孩把当地的乌尔都语学会了，却把母语都忘掉了。
2006年6月，我和女孩的父亲去了巴基斯坦摩乐丹寻找她，却由于她已经结婚生子，住址不详没有找到，空跑了一场。
虽说在巴基斯坦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但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的。他们亲切地称呼中国为Sugar。
在巴基斯坦遇到的新鲜事也数不胜数。每天一到下午五点多钟，太阳快落山时，每家饭店门口就会排两队人，男女各一队，其实这些人都是要饭的。饭店老板也不会将这些人赶走，而是先给女的盛饭，之后再给男的盛。等把所有要饭的打发走，才开始招呼店里的客人，这也是他们宗教修养好的一面。
有一次，我跟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巴基斯坦大学生聊，他说：“我们这的米是最好吃的，面也是最好吃的。”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巴基斯坦北部是山区，南部是平原和沙漠，早晚的温差达二十多度，这样，农作物就长得特别好。在这样一个地方，“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情景是可以看到的。
每天早晨起来，什么都不干，就等着太阳过了一竿高了，暖和了，才开始洗涮头一天吃饭的锅碗瓢盆。趁着天热，也洗洗衣服，赶在太阳下山就能晾干。差不多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气温就开始下降，这会要开始添加衣裳。
重返北京
王府井表演
从巴基斯坦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北京演杂技，时间最长的就是在钟楼里边，干了九个月，一般干一两个月就算多了。比如说北影，在那里我就干了俩月，还是替别人干。因为我和他们融合不到一块，他们都是年轻人，看不起老年人，自认为他们的身体好，而老年人又觉得自己经验多，青年人吃不了苦。
当时演出一场是三百，而我能拿到一百，剩下的归经纪人。
2009年，在王府井我一边介绍一边表演，演完叉又接着表演口技。过去咱们北京有个画眉张，表演口技，但即使他的技术再绝，跟真正的鸟叫还是有差距的。还有一个叫孙泰的上海人，他1954年代表中国在波兰华沙青年联欢节上拿过一次金奖。他们这些人能被称作“口技大师”，我跟他们没法比，我就是给大家学两下，娱乐而已。
虽然边说边练很费体力，但要是不这样费心费力，观众就走了，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吸引过来。我练的时候，会给每一个招式起一个吸引的名字，比如说“拳架”、“张飞蹁马”、“苏秦背剑”、“仙人过桥”，这些是我表演的一招一式的名称，观众都觉得特生动形象。
小费不好拿
我们在深圳演了四年，小费就挣了有几十万。我妹妹在那儿买了一套三居室，虽然深圳房子比北京的便宜，但是光小费就能挣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一个包车师傅开玩笑地说：“您真是闯了深圳。”我说：“别说闯深圳了，闯美国我就带了十块钱。那十块钱还没花，我还往回挣了不少。”
在外国，地铁口、广场都是可以演出的。在中国当然是不行的，必须得有专门的场所，像荷花市场、酒吧一条街等地方是可以的。在这些地方演出不交场地费，而是卖票，叫观众进来看。演完了再跟大家模仿一下旧社会天桥的边沿形式，跟大家要点烟钱、酒钱、饮料钱，演完之后再和老板去分。至于怎么分我不清楚也不问，不过，我有一个原则，我不管总共能挣多少，只管给我多少，一百、五十都可以，但要有个定数。
在深圳的服务行业，比方说餐饮业、洗澡、理发，拿小费是正常的。可是到了北京，观众们就不给，我们也没辙。给也是很少，碰到一些阔太太也就掏出几毛钱给我们。我那侄子比较淘气，偏不要这么少的小费，还把这一毛钱还给她。总的来说呢，在香港、在国外，小费都是相对好拿的，人家有给小费的意识。可是在北京，就不太好拿了。
俗话说：“一路的货款待一路的主道，一路的酒席款待一路的好宾朋，玩艺是假的气力是真的。”在深圳，我最多的一次收了一千港币的小费，相当于我在北京上班的两个月工资。我演完一场不仅是出汗而是挥汗如雨，真的是非常辛苦。有一次，深圳罗湖黄先生请我们去吃药膳，我问为什么，他说：“上次我带朋友来玩，由于是中午没看到节目，你特意为我们演了一场，今天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