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之后，我就开始骑着自行车，掂着小桶去广场，我在那儿蹲着看王老师在地上写字，周围每次都有许多人看着我们。练到第六天，他说：“现在你给我写几个字看看。”我说：“这点、横、竖才练几天，离写好整一个字还远着呢！”他说：“没事儿，你写写看。”听了这话后，我只好认真地写了几个字。写完后，王老师看着我高兴而惊讶地说：“我教了这么多的学生，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天赋这么高的。”
第18天，我就转为在宣纸上写了。他看了我的字后，说：“好家伙，你爷爷是18天出徒，你也是18天，太绝了。”
2008年，闫俊海与王万明(左)在邯郸市和沙镇桃园笔会上合影
初到北京
2010年6月，我同朋友张海军、闫继法来到了北京。在来北京前，我们并无详细的计划，只是想过来看看。那时，北京民族博物馆正有民艺展览，但我们并没有摊位。后来，在展览场中，我们认识了一对来自东北的姐妹，她们是搞剪纸的。那天，我见她们边上还有空地，便同其中一人说：“大姐，你看你这儿有个空地，我给你钱，你把这地方租给我吧？”
“你是做什么的？”那女的看着我，不解地问道。
“我是搞泥塑的，我要的地方不需太大，能摆一张小桌子就行。”
“行，你就在这儿做吧。”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样，我自己有了一个安身之处，但是小张和闫继法他们还没有，我就又陪着他们转了两天。最后，他们从一个山西的艺人那儿求得了地方，也有了自己的摊子。这之后，我同他俩便分开了，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各自擅长的手艺。
撤展那天，有一人见了我的泥塑作品后对我说：“你这个泥塑做得真好，能不能抽时间到我们那去展示展示。”我说：“你们在哪儿啊？”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张卫东，大栅栏7号”。留下名片后，他就匆匆走了，临行前对我说：“今天时间太紧，你来找我时打我电话就行。”我俩便挥手告别。
情系大栅栏
撤展后，我找到小张和闫继法说了这些情况。因他们并不确定以后是否要在北京发展，所以有些犹豫。我说：“咱必须得上大栅栏看看去，或许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听了这话后，他们也表示同意。如此，我们三人便来到了位于北京前门的大栅栏商业街。
按名片所给的地址，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往里面一看，架子上摆着许许多多的民间艺术品，周围人头攒动，分外拥挤。我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但并没有人接。之后，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位店员，问：“你们经理在吗？”他说：“你有什么事儿？”我把张卫东的名片给他看了一下，说：“我找这个人。”他说：“这是我们老总，你们是在哪认识的？”我说：“在民族博物馆。”
他一听，就向旁边的人说道：“赶紧打电话，给这个老师安排个地方。”我忙说：“等一下，这还没说几句话就安排地方？”
这时，有个人（后来得知他是那儿的经理，叫闫立斌）走了过来，问我道：“你就是闫老师么？”我说是。
他继续说道：“刚才张总给我打电话，让我把您安排好，让您在这儿塑像。”
我说：“不是，我这才刚来，还什么情况都不明白呢，你就马上给我安排地方？”
闫经理并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指着小张和闫继法问：“他们是？”
我说：“这是小张，画蛋壳画的，那个是做葫芦画的，叫闫继法。”
“行，你们三个都来。”
我说：“等等，我问一下，摊位多少钱啊？怎么租的？”
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准备，地方、器材全由我们备好，你们人来就行，最后二八分成。”
我听了这话后，跟他俩商量说：“你们来不来？”他们犹豫说：“我不知道行不行。”
正在他们犹豫之间，我自己却坚定了信心，转而对闫经理说：“我想好了，我来。”
“行，什么时候来？”闫经理问。
“我今天刚从展览馆过来，刚撤展，我得回家把东西收拾收拾，三五天就到。”
“好，这个地方就给你空着。”
几句话后，我们就走了，乘火车返回了邯郸。
路上，我又询问他们的意见。闫继法老师说“不想来”，小张说“我说不准”，我对小张说：“你要拿不定主意我就自己来，摸着石头过河，我看这地方挺好。”到家以后，我跟我爱人说了这里的情况。她说：“行，你去吧。随你，别到时候后悔，我也管不了你。”
在我收拾好东西后，小张给我打了电话，说：“闫老师，我还是去吧，你往哪儿走我就跟着你，我爱人说了，让我去。”我说：“那就去呗。”第二天，小张与爱人来到了我家。临走时，他爱人说：“让他去也好，他在家里什么活儿也不干，就是画画画，跟着你去闯吧，跟着你我放心，你是大哥，出门多照顾。”
这样，我们俩便来到了北京，在大栅栏扎下了根。在大栅栏安置好后，我又认识了崔博云老师。崔老师很喜欢我和小张的作品，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现在正要筹办一个民间艺术研究会，你们可以代表河北参加。”我与崔老师来自山南海北，平生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难道这就是缘分吗？
一路走到现在
来到大栅栏后，我做起了泥塑。自从我在那里做第一个塑像开始，我便得到了同事及顾客的好评。虽然工作方面进展顺利，而平日的生活起居，我们却遇到了不少困难。
为了找住处，我们费了不少心思。一开始，我们找了一个地下室住，但里头人多嘈杂，而且我有关节炎，这里的地下室又潮湿，关节常常犯疼。从地下室搬出来后，我们又开始找地方。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住处，那地方特别小，我们两人同在一屋住着。后来，李培根老师也从怀柔圣泉山到了北京市区，他跟我们挤在同一间屋子里。我让他们睡在床上，自己在床底下搭地铺，这样，门都打不开了。为此，我还常自嘲说：老愚公是开门见山，我们是开门就上炕。又知道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王小丫当年来北京时也曾住过地下室，我们便想，地下室是出人才的。
李老师、小张同我家的情况一样，家里也并不富裕，所以在北京时，我们在生活上一直都是省吃俭用，可以省就省。我们有时候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两个烧饼，晚上再花4块钱吃碗面条。想到影视明星王宝强当年闯北京也曾有过花一块钱买四个小馒头吃一天的事儿，我自觉此时的生活比当时王宝强要强一点，也曾以此自勉。
这样坎坷地一路走来，虽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现在想来，艺术之路真是不好走，也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往下走，但心里却有着一个信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这时，我更加钦佩唐僧西天取经百折不挠的信念力量，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攀登艺术高峰的艺术家皆甘当苦行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