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的时候，四叔给我张罗，别人家办喜事演一场电影，他便要演两场。别人家没有的，我们家也得有。
他到现在也还是长不大。一说起我们弟兄几个，他就在街里边吹嘘我们的成绩。
我的姑姑叫闫爱荣，特别喜欢我。她在家排行老四，下边是我四叔，上边是我三叔。我的名字是她起的。在我出生后，大人们都不知道该给我取个什么名字，当时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对起名这件事儿很重视，大家议论着说取什么名。姑姑说：“我以前看过一出戏，戏里头有一个俊俏小生叫俊海，这名挺不错的，这孩子就叫俊海吧。”
后来姑姑嫁人了，姑父很能干，是下窑挖煤的工人，在山西大同工作。姑父长得块儿很大，老是打架、喝酒。他整天不着家，那地里的活都谁干呢？都是我和四叔帮着姑姑干，种水稻也好，割小麦也好，一直干到我结婚。姑父一直在外面，后来还开过汽车，做过生意。
父亲和这个家
对于这个家，父亲付出了太多；而对于我，他更是关怀备至。小时候，我病重难治，他便卖了猪换钱给我治病。那次，我病得很严重，医生说：“这孩子不行了，你们回去吧。”但父亲还是不死心，带着我来回在医院与家的途中奔波，因担心我的病情，他好几次连人带着自行车摔到了沟里。
说起父亲，更是一言难尽。他是一个特别刚强的人，不愿意落在他人后边。他始终这样想：别人有，我孩子也得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得有。那个时候家里穷，赶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穿，父亲就去借别人家的，回来后洗干净再还给人家。
父亲脾气也不好，别人一说他不好，他就发火。父亲跟大伯老是发生冲突。但他心眼好，于我来说，他是最伟大的父亲。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特别亲，在外面不管是干什么事情，回去总得给我们带点儿东西吃。有一年，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哥仨去邯郸洗澡，前面带一个，后边带两个。对每个孩子，他都一视同仁，买衣服全部是买一色的。从小到大，我们的衣服都由我父亲一个人张罗。
父亲做的是勤行——以前蒸馒头、炸油条都叫勤行。做勤行必须得勤快，必须得起得比别人早，必须得勤谨，不勤谨做不了勤行。人家要吃馒头，你还没蒸出来，吃什么呢？
爷爷原先也是蒸馒头的，父亲继承了他的手艺，但那时我家的家境并不好，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家中没钱，如果要花大钱就得借。平常家里边吃得也不行，别人家要是吃面条，我们就只有大米汤或者疙瘩汤，老是低人一等。
在生产队劳动时，我们家是“人多老少户”，劳动力少。那时，生产队“咣咣咣”一敲钟，喊“分粮食了”，人家便跑着去分粮食。我们却不敢去，因为没劳力——我们家的孩子都还小，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去地里干活，我们不能。所以，分粮食的时候，我们老是分不着，即使有，也分得很少。到分油的时候，外边喊“分油啦”，大家都去领油，别人都拎着好几罐走，我们就只敢拎着小罐。分菜也是一样，我们去地里排队分菜，人家都是一大捆一大捆拿着，我们拿韭菜也好，白菜、茄子也好，就拿两三个，刚从地里拿回来就吃完了。
由于家境贫寒，我们很少穿新衣服。不过，我们的衣服上即便打着补丁，也是干干净净的。至于鞋子，若是到了大年三十我们还没的穿，母亲就晚上赶着做，纳鞋底，钻鞋眼，到初一早晨我们就穿上新鞋了。
关于母亲
我母亲叫赵秀云，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我姥姥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河南到了河北。我姥姥在原先的家中是三姨太，在三房夫人所生下的十多个孩子中，母亲是最小的一个。
姥姥来河北是我们村的一个人所引荐的。她自嫁给了这边的姥爷后，没有再生儿育女，姥爷死得早，我不记得他。姥姥死的那年我也才六七岁，刚记事儿，我戴着白孝帽，四叔背着我，背到村口的时候，人家都说：“哎呀，看这孩子为姥姥哭得多伤心。”
母亲是在我们村上的学，可能自那时起便认识了父亲。两人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婚后，两人感情还算可以，但也经常吵架，吵起架来水火不容。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吵架，每次都惊动四邻，周围邻居全部都过来劝说。吵了一会儿，母亲便往炕上一躺，一动也不动，蒙头睡觉。
谈到母亲，怎么评价她呢？她的个性特别强，说一不二，对于某件事，她要说今天做就必须得是今天，明天就不行。她有时吩咐我说：“孩子，你今天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央求道：“妈，明天吧。”她听后就不高兴了，似乎必须得听她的。但是父亲特别开明，他会对我妈说：“孩子今天有事儿不能做，非得今天，明天就不行？”
2009年，父亲母亲在家中留影
兄弟情深
我母亲生了3个男孩，我是老大，我下边有两个弟弟。但在我之前，母亲还曾有过一个孩子，夭折了，所以，我实际上是第二个孩子。因为我的名字中带有“海”字，所以后边的弟弟们都随我带了“海”字，二弟叫闫海潮，三弟叫闫海卫。我叔叔的孩子分别是闫海山、闫海增、闫海波、闫海勇，也都带着“海”字。我比二弟大两岁，二弟比三弟也大两岁。
我们这几个兄弟可谓是自小形影不离。小时候，我们常在一块儿，有时母亲走在前面，我就在后面带着两个弟弟。母亲时常回过头来问：“孩子呢？”要是他们不见了，我就马上出去找。为防止走失，我们去哪儿都得拉着手。晚上，我们同在一个大炕上睡觉，炕头下边有煤火。若是有人要夜起小解，得从床底下拔下一根稻草，在火中点着，然后就着这一点亮光出去。要是他们出去尿尿，母亲就让我也去，说：“去看着孩子。”我小时候感觉挺委屈，想：为什么我是老大啊？走哪儿都不自由，都得带着他们。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吼二弟：“以后别跟我！”他听了便哭，一哭就是多半天，流着眼泪，眼睛抹得跟熊猫一样，一直哭着，谁也哄不住。
老三脾气也犟，要什么必须得要到手。我小时候的东西经常被他掠走。他说：“哥，我玩玩儿。”“玩完了给我。”他嘴上虽答应着，但他拿着就不给了，叫他还回来，他就哇哇大哭。然后母亲就说：“给他，给他。”我心里不愿意，因为自己还没玩呢。
虽时常因这些个小事生闷气，但总的说来，我们兄弟几个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小时候，有一次我和二弟路过一片玉米地，二弟说：“哥，我想吃玉米秆。”我听后，拿起镰刀就割，镰刀很锋利，手指一下就被割破了，连指甲都掉了。二弟看着就慌了，哭着说：“哥，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小时候，男孩子都喜欢玩炮仗。我们常常见邻居小孩儿点炮，听着“叭叭”的响声，十分羡慕。二弟更是看呆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邻居小孩儿看。那孩子点不着炮就搓搓手掌再点，玩得十分起劲。
说起点炮，还有一个故事。过年了，我知道柜子里放有5块钱，就跟老二说：“别吭声，哥给你买炮去。”
过年的时候，家里要用钱，父亲问：“钱呢？”没人敢吱声，父亲又问：“谁拿的？”我们几个都说没拿。后来实在躲不过，我就说是我拿的。父亲听了，打了我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