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求爷爷告奶奶”，求的是第二研究院的领导宋健。他后来是国家的科委主任、国务委员，也是国家气动“三人小组”的成员之一，钱学森便在这三人之列。我们以前一起留学，虽然联系少，但都认识。
我打电话给宋健，他说：“好事儿啊！”我们跑到永定路二院找到宋健，当面向他做了汇报。宋健立即表示支持，并说过几天在气动三人小组会上也和钱学森、庄逢甘说一下。得到了上面领导的同意，院里面也同意了，所里的支持也就水到渠成。我们就拿到了尚方宝剑，领东西、领器材就有了保证。
为了做激光，反射镜要镀黄金。虽然没有领导，没有组织，但只要有手续，所需黄金要多少领多少。需要用仓库里的什么东西，只要我这个组长说需要，签个字就能领，没有的还得给我们买。
但有些费用是不行的，请客、送礼绝对没处报销，不请客送礼又没法做事。我们决定每人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五块钱。我是留学回来的，谈洪夫妻俩是研究生，我们都是62块钱的工资，詹焕青、朱宗原他们是56块钱的工资。到工厂求工人做活，得买盒香烟，就用去一块钱；请山东一个工厂替我们加工，该工厂的厂长到北京来，请他吃顿烤鸭，花了16块，是我的工资的四分之一。
我们一动起来都很拼命，那时候年富力强，力量真是用不完。从汽车上卸氧气瓶，四十多米路，我能一次搬两个到实验室。我们夜以继日，想赶在12月26日以前把激光做出来，这一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结果实验做了不少，就是出不来激光，1971年12月26日那天出来一点，一张薄薄的香烟纸，用激光烧出来一个黑点，那离打一个导弹还远着呢！
再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到1月26日凌晨两点钟，毛主席生日一个月之后的那天早晨，实验室里火红火红的，我们以为着火了。冲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我们把耐火砖放到激光口等着，结果耐火砖被激光烧化了，烧出来一个大坑，激光出来了！但是没法测量，估计有几百瓦的功率。当时惊动了北京城所有的业内人士，钱学森都说要来看看。
这是1972年初，大字报立刻就贴出来了，批评我们“无组织，无纪律”！这一闹，钱学森就没到我们这儿来视察。这毕竟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任务，是我们自发做的。在大家“闹革命不搞生产”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找事情干，而且也做出了成绩，还是比较难得的。
这段时间，虽然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某些原因受到批判也在情理之中。自我批判的时候，有一部分真是认识到自己错了，有一部分是勉强的。不过我的精力也不放在这些事情上，一心还是扑在技术方面。
自发成立等离子体学会
我的助手也挺努力，但有一次雪天他失误了。钠钾合金就怕见到水，结果他掉了一滴在雪上，“”一下爆炸了，他立即失明了！题目还没开，表壳还没做，我的助手先失明了！
研究所的卓寿墉思想稍微开放一点，觉得我这人不错，想邀我去做点事情。他家在福建泉州，总想为家乡做点事。他邀请力学所副所长谈镐生做团长，找一些人到福建南平去讲学，拉我一起去。谈镐生是和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但他没有直接参与“两弹一星”的工作。
1980年第一次讲学，因为我在科学院研究等离子体，我就讲了等离子体技术及其应用：能够焊接、喷涂、铸模等等。当时科学出版社跟我约稿，让我写“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结果我没空，另外也难于动笔，怕好多写不出来。
我比较关注应用、工程，也因此关注到了社会上的需求。虽然我身在国防科研单位，但是看到什么东西是社会需要的，就想做一点事情。当时国家也提倡“军转民”，提倡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轻工三大件”，全党全民都得关心。我觉得等离子体的应用非常重要，因此总想在社会上把等离子体应用搞起来。所以我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学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
当时中国的一百多家学会，都是自上而下成立的纯学术性质的社团组织，而我的这个学会是下面串联而后成立的。我邀请谈镐生先生当学会会长，他不上导弹卫星第一线，又有很高的位置，是最合适的人选。1980年8月8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正式成立。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等离子体在镀膜方面的应用。于是，我联络中国真空学会，一起发起中国第一届中国薄膜技术讨论会。
以前都是用真空的方法进行镀膜，但是真空镀膜这个领域如果没有等离子体的参与，未来的质量肯定会受到限制。所以把真空产业跟新型的等离子体技术相结合，会产生新的大领域，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潮流。会议当时有一个口号，重点就是希望今后真空和等离子体相结合。从1981年直至今日，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后来北京长城钛金公司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也正是因为它把真空和等离子体结合起来。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是一个以民办形式组织起来的专业性的推广机构，本身也是一个平台。此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关村正在崛起，一些知识分子正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知识为国民经济服务。而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学会第一任常务理事长陈春先，现在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中国科技制度改革第一人”。他是留苏回来的，做一种新能源的项目——“受控核聚变”，即所谓“人造太阳”。将从一升海水里面提炼出来的能源用于热核聚变，产生的热量相当于60升汽油，如果这个项目实现，会对人类新能源产生革命性的改变，是全世界都很关心的一个大题目。 他去美国之后，看到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一些新的科技在市场竞争中高速发展起来，所以他除了做那个项目之外，也想做一些技术服务。因此他要成立一个公司，对外提供服务，收取一点费用，也可以一点点把等离子体技术推广到产业当中去。
他跟学会讨论，我们专门为此开了一个常务理事会。因为我们不是正规的学会，开会的地点就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西南角一个木板房里。会议最终形成了学会的协议，决定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由我们学会的理事长兼任服务部的董事长，陈春先做服务部的总经理，然后协会再给他授权。
我把从力学研究所借来的钱给他用，虽然只有几百块钱的启动资金。中关村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企业就这样产生了。等离子体学会的成立，算是对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具体贡献，它搭建了一个平台，使得北京民间有了第一个能在法律框架下运作的科技企业。
等离子体学会实际上成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产业产生的摇篮。后来我自己成立了公司，就慢慢淡出了学会。
冒险做出镀金表壳
我在力学所推广等离子体，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1979年冬天，从北京手表厂来了三个人，冒着严寒，来到力学所大院。他们拿着日本人做的几个钛金的样品，说日本人使用一种名为等离子体的技术，镀出了一种永不磨损的金黄色表壳，这一技术中国没有。他们想知道什么是等离子体技术？又怎么能将手表壳变成金色。他们拿着介绍信，力学所科技方面的领导找人接待，就把我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