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们讲，物质有固、液、气三态，还有一态是第四态，那就是等离子体。因为它受电磁的影响，电子和中性的原子已经分开了，会产生一些特殊现象，是那三态描述不了的，因此就叫第四态。
他们越听越糊涂，我立即产生一个想法，那边工作也忙得差不多了，而且现在中央又号召“军转民”，再加上我在那待得不痛快，想离开。我说：“你们先走吧，我给领导打个报告，看领导能不能批准我开题，我在力学所立个项目，不用讲什么是等离子体了，最后拿出表壳来给你们。”
他们几个人回去之后，我就开始打报告，请求从搞军工的十一研究室调到搞民用的第六研究室，并且在那里开一个题，领导同意了，很不容易。
当时没有地方做实验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验要做，屋子里都满了，只有地下室可以用。但曾经有一位副研究员在地下室做实验，做完之后就不管了，留下液态金属钠和钾的合金，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接手地下室之后，我去找公安局，看能不能把这些危险的东西运走，结果公安局不管。想白送给中学实验室做实验品，中学也不要这玩意儿。我们当时想了一个安全的办法，在院子里挖一个坑，再一点一点把这些东西拿到外边，在坑里点着销毁。
我的助手也挺努力，但有一次雪天他失误了。钠钾合金就怕见到水，结果他掉了一滴在雪上，“”一下爆炸了，他立即失明了！题目还没开，表壳还没做，我的助手先失明了！赶紧送他去医院，虽然不是我的眼睛，但是我的责任。当然现在恢复了，那是临时的失明，这样他还一直跟我干了好几年。
我们就在那间地下室建实验室，攒凑设备，在我原来的基础上做试验，做啊做啊，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最后真的做出一个金色的手表壳，亮亮的，高兴死了！整个力学所沸腾了！ 实验虽然成功，但却给我留下一个终生遗憾，母亲去世时我都没在她身边。母亲在农村居住，非常想念儿女，有几次打电报谎称自己有病，让我回去。在做实验的关键时刻，又收到母亲病重的电报，我有点茫然，最终也没有放下工作赶回家。没想到两天后回到老家时，母亲已经安葬，没有见到母亲让我悲恸不已。
实验的成功引起了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执。反对派说：“黑夜白天干，多费电！”“不搞军工搞民用！”“不老老实实在十一室待着，跑我们六室干嘛！”
还有人戏谑：“根本没实践，你做出个手表来看看，才算你有成绩。”
“行！”我一不做二不休。
我跑到北京手表厂，拿了两百只手表壳，做成金表壳，再让手表厂装上表芯、表带，做成表。尽管批量小，但终究是做出成品来了。
反对派不得不承认这个成果。最后，由力学所的反对派出面，代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北京市科协共同组织鉴定会，会场地点选在北京市政协礼堂，那可是很风光体面的。开会做出鉴定后，每人发了一块手表。
上《人民日报》引争议离开力学所
镀金手表做成后，《人民日报》要采访我，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一一如实作答，“连个实验室也没有”都说了。记者整理完稿子后，登在1981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稿子占了很大的版面，题目叫《点铁成金》，副标题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记者真有水平，在那个时代敢把这几个字拿出来，敢说“科技就是生产力”。
成果都上了《人民日报》，总可以大干一番了吧。没想到恰恰相反，在所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他是狼心狗肺，给个实验室，结果说成是破仓库”，“给脸不要脸，用我们房子还不认账”，“还说什么‘点铁成金’，哪有这四个字吗？美化人也不要随便创造词汇嘛”。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点石成金”还是“点铁成金”上，我在这种争论的夹缝中非常难受。有一天他们再次争论“点铁成金”时，我愤慨地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争论什么‘点铁成金’，而是快速地推广这项科研成果。不懂‘点铁成金’是你们无知，为什么不可以叫这个名字呢？”说完我就离开了会场。
支持派和反对派争权，支持的一派觉得支持对了，反对的一派永远希望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我夹在中间，相当难堪。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经验，永远不要成为夹缝中的人。支持的起不了作用，反对派一句话就否定你，任何有利的事情都没份，不利的事情都迎头而来。
在力学所，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个技术推广，让它真正变成生产力。我就跟电工所所长杨昌琪说，想调到他那。我们彼此很有默契，知道对方是有点儿名气的人。他知道我到了电工所，在科研方面不会给他拉后腿，再说留苏生调到他们单位去，也算多个高技术人才的名额。于是，1984年我离开了力学研究所。
我现在和力学研究所的班组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年至少有两次聚会。
2008年，力学研究所十一室同事聚会（前排右一是王殿儒、中排右一是詹焕青）
飞深圳做公司大难不死
在还没到电工所之前，力学研究所有一个新所长区德士，思想比较开放、主张推广新技术，想拉我去深圳看看。他说深圳现在发展起来了，航空部在那里搞了一个很大的工贸中心——中国航空技术总公司深圳工业贸易公司，是深圳最大的产业，搞得最好。他爱人在航空部工作，所以他和深圳工贸中心的领导关系挺好。
我们坐飞机去的广州。飞机型号是三叉戟，是从沈阳飞来的，路过北京，到广州后在白云机场降落。我坐在飞机副翼的位置，往外可以看见飞机翅膀这部分。外面正下着大雨，飞机忽然一颠，我心里高兴：“呀，到地上了，到了！到了！”一会儿，看到飞机还往上飞，心里正纳闷，这时看见机务人员从我窗户这边往外看，原来我们乘坐的飞机副翼被打掉了一大块。
原来飞机还没落地就碰到一个障碍物，可能是烟囱。飞机广播说：“飞机有故障，现在我们飞往桂林。”我们当时全吓坏了！到桂林机场降落后一看，腹部已经被打出一个三米长的洞。飞机外面有两层，一层是我们脚下踩的那层，另一层就是外面的包皮，中间夹着一些管子、导线，都漏在外面。如果再偏下一两厘米，我们就全都没命了。
当时没法坐火车到广州，因此我们夜间只能又坐飞机前往广州，其实我们是极不愿意坐飞机的。因为区德士所长跟中航的关系挺好，到了广州，我们在空军招待所找了个地方住，刚好住进了林立果活动的那间屋子，就是林彪搞“571计划”时住的那间。我说：“你找哪个屋子不可以，非得找这间！”
从那时起，妻子再也不让我坐飞机了，不过因为工作关系，这个规定只坚持了一两年。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也没有想什么后福不后福，但确实是大难没死。既然是劫后余生，所以就珍爱自己的生命吧。
我们到了中航技深圳工贸中心后，该中心一把手亲自接待，十分欢迎我们。当时电工所没有资金，他们就找到了西安红旗厂（也就是西安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出资。最后电工所出技术，工贸中心出房子，西安红旗厂出了三十万，还派了一个总经理。就这样深圳美图公司成立了，名字是西安红旗厂起的，后来成了飞亚达手表厂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