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做“总焓探针”取得成功之后，我荣幸地被党委书记叫到他三楼的办公室，当年看党委书记都是仰头看的。里面有皮沙发，他让我坐下，那是我第一次和党委书记对话。
党委书记跟我说：“你要好好认识、检讨自己的错误。”然后手把手教我如何写检讨。检讨错误要写四段：第一段，错误事实，什么话都不要说，就讲说了什么错话，做了什么错事。如我曾经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我曾经说“新坟很多”，我曾经说“首都太脏”等等。第二段，说这句话的经过，在什么时间、地点、在什么场合，怎么样做的这些错事。第三段要进行自我批判，这句话为什么是错的。第四段，今后想怎么做，得有个态度。
我从来没学过这个学问，错误居然是这么检讨的，要有事实、经过、批判、态度这四点。在他的指导下，检讨稿送到上面，最后通过了。
我现在想想，我业务工作的进步，对我的政治生命也带来了好处。因为大家有目共睹，我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总焓探针测量问题：“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小子！还是应该让这个人发挥作用。”
社教运动再成典型
“这个人浪子回头金不换”，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又成了科学院的典型。整天听中关村的大喇叭里都是我在做检讨，心里真是不舒服。当时毕竟年轻，有些地方真是在自我批判，觉得自己错了；而有的不认错也不行，说了些违心话，否则过不了关。不过，多亏有很多爱护拯救我的人。
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和科学院所派工作小组的马组长（我管她叫“马大姐”），他们都是非常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人。虽然不是所有的名字都知道，但我明白有许多人保护了我，假如把我送去劳改，肯定是另外一个情况。尤其是党委书记，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后来还在“文革”期间挨了整，晚年不够顺利，没活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张劲夫副院长非常明事理，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分得很清楚，政治上很成熟，主持正义，让“四人帮”喜欢他不容易，但是也一直没倒下去。一次听他讲知识分子政策，他挽起袖子：“什么叫‘臭知识分子’？怎么就臭啦？‘臭老九’怎么就不好啦？你们知道什么叫‘老汤下面’吗？老汤下面就是好吃啊！”
研究所里那些穿军装的，都是跟党走，一看党委书记态度变了，他们的态度也都变了。和他们见面的感觉都不一样，不是以前那个眼光了。尤其是我的室主任罗思海，一个老红军，负责党的工作，但在实际业务上不够懂。他原来是个团级干部，小时候没上过学，后来在部队学了点知识。看到党委书记变了态度，他心里也有了数：“王殿儒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用，家里头是革命家庭，两个哥哥都是革命军人，三哥又是党支部书记，这是自己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差点出人命，正是他保护了我。
“文革”期间命悬一线
“文革”初期，我也跟别人一样，报纸让怎么批判，我就怎么批判，也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轮到自己头上了。要清理阶级队伍，我是理所当然的怀疑对象，接受了审查和威胁。
“你揭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跟你在一块儿的同学有没有犯错误的？”
“没有。”
“没有。你就是包庇。”
没有我说什么嘛！
在审查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被迫举报我在苏联上学期间的一件事。那是中印战争以后，苏联人站在印度一面，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趋于恶化。苏联有一个类似《参考消息》的报纸，上面登了一幅漫画。漫画画的是一个人在中印边界上拿个耙子，寓意去抢印度的领土，影射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同学拿给我看，半开玩笑：“王殿儒，你认得这个人吗？这是谁？”我在没有细看的情况下脱口而出：“这不是毛主席嘛！”就是这件事给我带来灾祸。
党支部于是开大会，我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通情达理。领导说：“咱们分析分析，他跟党有仇吗？没有。他对新社会有什么看法吗？没有。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也算不上什么事，所以咱们正式作决议，此事压在这里，以后永不得再提。”
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强迫他举报，不举报就是他自己有问题，所以这个事又被翻出来。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死谁！”“坚决打倒叛党叛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殿儒！”
罗思海当时有权，因为他是一个老红军，造反派拿他充门面，让他做了个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前面替他们遮风挡雨。他知道造反派闹着要打死谁，赶紧叫课题组的詹焕青给我通风报信：“你赶快告诉王殿儒，这个事情闹得挺大，千万别让他承认！”
詹焕青趁着没人，把我叫到一边：“你想死吗？”
“哪有想死的人啊。”
“你要想活的话，你一定不要承认有这件事，不要辩论，不要说当时说话不是那个意思，就说你从来没看见过什么报纸，他们无处调查，也拿你没办法，这是罗主任让我告诉你的。”
最后在审查的时候，我一口咬定没见过那份报纸。他们去调查国内的其他同学，既然在党支部会上说压下去，大家都统统否认。就在这两天，一个被分配到四川山沟里搞国防科研的当年留苏的老同学还跟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造反派派人到沈阳找过他，他给挡回去了，但一直没有机会告诉我。
造反派没有真凭实据，无法下手，这就救了我一命。在我之前已经被打死了一个，外贸部部长的儿子，也是留苏回来的，不知找了他什么毛病，打一下问一句，最后就跳楼了。
我很感谢罗主任救了我一条命。他今年96岁了，过年过节我经常去看望他。前两天去看他，他住在安贞医院检查治疗。
做激光惊动北京城
“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变成了口号，其实生产全都荒废了。我们这种人，不搞生产，待着没事干，就跃跃欲试地想做些什么。
詹焕青提议做点事儿，我赞同。他告诉我：“谈洪说可以做激光武器，激光功率大，飞机、导弹都能打下来。用现在实验室的装备，再找个人，大家一起做。”谈洪是复旦大学校长谈家桢的儿子，技术方面很强。
我们又找到浙大的毕业生朱宗厚，组成一个四人的班子。“行了，咱们做事吧，咱们自己做，管他们呢！”我们“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谈洪和朱宗厚的夫人当时都在研究所，后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变成一支“四条汉子两对夫妻”的队伍。
因为没有组织，没有正式的任务书，做事不免要“求爷爷告奶奶”。聂荣臻当时搞一个大的国防计划，把一些科学院的科学单位划归国防部管，虽然没穿军装，但一切经费由国防部出。因此尽管我们还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内，但实际上已经被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