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你回国以后干什么呀？”
我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他哈哈大笑，因为他们也是服从组织分配。他接着问：“你还有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吗？”
我说：“如果问我的话，当然可以表达。”
他说：“王啊！回国以后如果有可能，千万不要做纯理论的工作。我们学的专业叫工程热物理，是带有工程性的。仅仅是五年半的时间，我们没有给你足够的物理、数学知识，如果你去做这个工作，你会感到非常吃力，甚至有可能败下阵来。另外，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仅仅动手而不动脑，‘只做工程，不做理论’，你不可以这样，你会把我这五年教给你的科学头脑浪费掉。”他说：“你要站在三角形的尖顶上，要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这是你这个专业应该站的位置。”
他这段话对我后来的人生都有影响，使我受益匪浅。分配工作的时候，我说：“纯理论最好不要让我去搞。”这么多年来我就在工程、物理结合的部门做，有时候想得多，有时候做得多。
我1956年赴苏联，1962年回国，一共读了五年半，刚开始读了三年的基础课，后两年半搞专业。
受审查人生罩乌云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之际，一心想回国，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回到国内，雄心勃勃，想要大施拳脚，创一番事业，但谁想时运不济，我不仅成为“修正主义苗子”，甚至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作为精挑细选的留学生，回国之后自然是香饽饽一般。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五院，分一院、二院、三院）都搞导弹，这两家管人事的都争着想多要点名额。时任国防五院副院长并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说一边一半，这才定了下来。最后我们一起去留学的六个搞导弹飞行的同学一边安排了三个，我被分到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研究所本身又分大院和小院，小院是搞军工的，我就分在小院，叫做第十一研究室。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过了好几年，中国科学院才跑马圈地，在中关村一带建起来力学研究所。当时人才缺乏，也就这么五六个人，有些科学家是从美国回来的，像钱学森、郭永怀等。在政治方面，都是由部队的一些团长、政委来做领导人，进研究所一看，很多人都穿着军大衣。
回国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还在，很多人身体浮肿，不少人饿死。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了他们的专家。国内认为这些困难都是苏联带来的，很自然就部分地迁怒于从苏联回来的人，一部分人无意中被卷进了旋涡，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有“三大法宝”——贫农出身、共产党员、留苏。别人都知道收敛一点，跟着潮流走，有意见也保留，领导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锋芒毕露。研究所里一位个头不高的四川人跟我说：“不要乱说好吗？不要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不容易啊，你会吃苦头的！”到现在我还感谢他，虽然我没听他的话。那时候我刚回国，听不太懂，上下嘴唇一碰，看见什么不好就说。
我在苏联学习过，觉得苏联的有些理论还是对的，对国内的一些现象也持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重新烧一遍，连煤渣子都烧在一起，再做锅都做不出来，划算么？当时觉得大炼钢铁真的是得不偿失，大跃进真是过头了，一亩地真能产那么多吗？
人家批评我：“你忘本了，连自己的首都都忘了，你不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热爱自己的首都！”研究所里很多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他们听说我出身不错，觉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在祖国最需要你的时候不能委以重任，不敢把你放到刀尖上去。”我从政治方面，给自己播下了不好的“种子”，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一直接受审查。也因此得不到重用，不能发挥作用，人生的天空好似笼罩着一层乌云。
忍辱负重攻克难题
到了力学研究所，因为是基层，想去哪个班，自己的选择还起作用。我的那些同学，有的愿意搞理论，能够写出文章、做出公式来，就去了理论组。而我不愿搞纯理论，而是希望把理论拿来用，就去了实验组。
当时正好赶上国内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用放电的办法做出一团火，温度能达到六七千摄氏度。这个温度很高，但究竟有多高呢，当时没有个评价标准。我刚刚大学毕业，觉得凭借自己学工程热物理的基础知识，凭借当时在学校接受的非常严格的科学实验方法，比如说误差理论等，可以尝试着做出来。
这个题目准确的名称叫“总焓探针”。“探针”就是用来测总焓是多少的一个东西。什么是“总焓”呢？比如说，烧出一个高温气体，取出一克来，根据里面含有的热量，由此来推算该气体有多高的温度。实际上我使用的这种方法叫做“量热法”。
这个课题的难处在于当时国内的条件非常差。我采用了“去皮法”，比如说总重100，剥去99，最后要得到1。如果99稍微有一点差别，减出来的值就不精确了，因此对实验的准确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当时没有那么准确的仪表，怎么能够测出准确的数值呢？
凭借自己所学，经过两年的努力，最后我得出精确的数据。这个数据被认可，并拿到国防五院去参考使用了。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方法有些土，但是从基本原理出发得出了结论。而且当我看到外国人发表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是我做出来六年之后了。
做这个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不是科学上出问题，就是生活上，要么就是遇到政治上的麻烦。我当时政治上正在受审查，周围的人也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尽管如此，我知道做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因此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还在做事情。
老子说，福兮祸兮。大学毕业后的这两年，给我的一生打下了基础。我什么都敢干，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准成，胆子特别大。后来下海也好，做事业也好，走弯路也好，走直路也好，我都无所畏惧，我在科技上的胆子就是从那时慢慢练出来的。
险送劳改众人搭救
当时有一部分人有迁怒于我的情绪，责备我真不是东西，吃着面包黄油，白白胖胖地从苏联回来，还专挑祖国的毛病。但另外一部分有水平的人就认为，这个人真的错了吗？或许他们心里明白：“他说的话不错啊，只不过他敢说出来，我们不敢说而已。”
我二哥当时是解放军的军官，可以看到内参。据我哥说，我当时已经被确定送去劳改了，但这个文件得到过陈毅的一句批示：“可以教育吗？”
一句话就救了一个人！
这句话被科学院的领导拿到了，它使同情我、想帮助我、改造我的人有了底气：“这个人可以改造，不要送去劳改了。”
力学所的党委书记杨刚毅帮了我不少忙，这个人我到现在还佩服他、想念他。他是延安抗大的学生，出身地主家庭，有很强的理论基础，确实有水平。那时钱学森是业务副所长，郭永怀是管技术的，真正说了算的就是党委书记杨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