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城钛金公司商标证书
一年以后，形势发展很快，北京可以注册公司了，但必须得找“婆婆”，也就是公司的主管单位。那时成立公司必须找国营单位做后台，替我担保。我爱人当年在北京理工大学（过去称北京工业学院）读书，期间做过学生会主席，也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她，我找到理工大学校长朱鹤荪。那时候我没有全民所有制固定工身份，没有工资，档案流落在外，大学里面都是教学的，能接受我这个人吗？最终朱校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只是让我帮学校带个研究生，讲等离子科学与技术。
但单位毕竟是党政两套马车，朱校长同意了，学校却还有另外不同的意见，所以办这个手续并不顺利，完全是由于朱校长的认真负责，才把我的档案存入理工大学。就这样，理工大学成为我们公司的主管单位，我主动把我以中华钛金研究所名义所持有的20%的技术股转送给了北京理工大学。并于1987年在北京市正式注册了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公司的股东也就变成了北京理工大学和以上另外的三家。
卖出第一台机器盘活企业
本来承诺大家五个月做出成果，结果八个月、十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动静，当时我嫂子对我说：“老五，我要到你那儿吃饭去。”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多大的压力啊！
我的第一家客户是哈尔滨一家大的国营工厂——哈尔滨刃具量具厂，是苏联援建的159项工程之一。我到日本考察时，发现哈尔滨另外一家工厂，也就是它的兄弟厂曾花105万美元买了台机器。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跟他们说：“他已经花了100多万美元了，我给你做一个，只需要20万美元。你们看怎么样？”
去签合同的时候天气很冷，我们下定决心，多低的价钱也得签，否则公司没有销售额，股东心里没底。最后签下来40万元人民币做一台机器，半个月之内汇五万元做定金。这五万元定金至今都没给我，但在当时却帮我稳定了军心，让大家能够鼓足干劲直至卖出第一台机器。
由于资金紧张，仅有的一点宝贵的资金还想用于新产品的研制，当时便不能给员工发出稍微丰厚的薪水。实在没办法，就聘请一批有能力的人给公司做顾问。我白天自己忙，下班后乘坐三四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和顾问们一起讨论。
就在1987年秋，第一台机器终于做好了。因为资金有限，所以是用别人的旧机器改造的。机器上挂满了表壳儿，都镀得亮亮的，放在从理工大学借来的一个实验室里，公司上下都很受鼓舞。
1987年，公司首台钛金镀膜机鉴定会现场
1991年，公司员工合影
20世纪90年代末，承德避暑山庄，王殿儒和员工们在一起（箭头处是王殿儒）
要想卖机器，还需要组织专家，召开一个鉴定会。可是当时公司账面上穷得连请专家吃饭的钱都没有。我三哥的女儿在城里踩缝纫机，手里有3000块钱现金，我便去借，侄女儿很痛快地就借给我了。这笔钱做了鉴定会的会议费开销。
鉴定会成功召开，鉴定组长是谈镐生教授，副组长是陈春先，还请了其他一些业界名人。一个跟我有业务接触的苏州人，知道我搞这个项目，他也一直觉得应该搞开放，搞新产品。所以他也来参加了鉴定会，而且带着他们当地的一个大队长一起来参加。那个大队长叫“江苏省丹阳县运河乡后张大队大队长”，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客户。
大队长买走了我的机器，给钛金公司带来八万的收入。正是这八万，成了我真正的收入，给我的企业注入了生命的血液。钛金公司从此迈开步伐，虽然钱不多，前途会有曲折，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股东们也有了信心，觉得“可以卖东西了”！
创业初期非常困难，压力非常大，但我心里有底，知道自己会成功，我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信。只要给我时间，我确信自己肯定能实现梦想。
拿到第一桶金后，我立刻筹划该如何继续。八万块还是不够，所以还只能做旧机器，收购人家的机壳，再装上我的“心脏”。我们的产品就是把真空和等离子体两项技术相结合，真空技术是传统的东西，等离子体则是公司的核心技术，因此技术成本很低。我们用这八万又连着做了两台旧机器。
这两台机器就不像第一台卖得那么费劲了，而且公司拥有了定价权。初期那几年的经营，完全是卖方市场，只要有产品就不愁卖，不像现在，对订单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出这步，从销售出第二台机器开始，事业发展得也很快。公司总部很快搬进了中关村核心地带，租了整整两层楼，员工发展到二百六十多人，年营业额很快到了六千多万。公司的技术项目被国家列为1989年在全国重点推广的40个项目之一。
打入国际市场一发难收
自第一台机器打入美国市场开始，长城钛金的国际市场发展就呈星火燎原之势。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钛金公司的机器很快便出口到二三十个国家，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一共售出约百台机器，每台售价达到几十万美元。
美国市场——芝加哥“鼎足三分”
1989年，北京长城钛金公司出口了第一台机器，以二十多万美元的售价出口到当时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我们将自己设备生产出的产品，卖到美国去，成为中关村当年卖价最高、创汇最大的自制单台产品。
现在也不知道那个美国人怎么找到我的，他是一个叫沃克曼的犹太人。我英语太差，招了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儿做国际部的部长。她英语算比较好，不过那个年代“比较好”，放到现在来说也相当差。让她交流文件、谈什么内容都不太擅长，很难表达。但总归是说明白了，价格也谈得差不多。最后要签合同时，有一个分歧点难以达成共识，那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对方问我的知识产权是否“清洁”，就是说知识产权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
我知道苏联有这方面的技术，但他们在中国没有申请专利，那时候两国关系还非常紧张，申请专利更无法正常进行。美国有没有这个专利，我不晓得，我是凭在书上、杂志上学习到的苏联的做法，亲自去实践的，并且在中国申请了专利。但不侵犯美国专利的保证书，我却不能随便签。我说：“这样吧，你是美国人，你到美国去了解，我告诉你我们做的是什么东西，你看看侵犯不侵犯美国的专利，如果侵犯了，咱们买卖不做，就做朋友；如果不侵犯，你就买去，侵犯了由你负责，与卖主无关。”美国买家却不同意。
最后，他要按照美国惯例，如果出现纠纷，按加州法律处理，到加州出庭。我说：“这样吧，我豁出去了，就按照加州的法律办，如果你告我，我就去加州。”本来我的观点是，如果我起诉你，我到美国去，如果你起诉我，你到中国来，这样双方对等。他不同意，说他们有规定，一定得在加州法庭执行。我说：“这个我让你，但是专利问题必须你自行解决。”
就这样，在北京饭店磨蹭到半夜三点，才最终签了北京长城钛金第一份对外出口合同。
签字以后，公司便开始制造产品。当时他们买机器是要做钻头，把钻头镀钛金以后能提高寿命。买方请来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斯耐波尔来验收机器，这位专家一生有六十几个专利。那时候长城钛金挺兴旺，有好几个大哥大，我也有一个。我别着大哥大，领着斯耐波尔去爬长城，其他人在北京的车间里验收钻头。我一边玩儿一边惦记着这个事，期间公司来电话说，做得不错，验机验得很好。后来这位权威专家回到美国后，还写了一封信给我，意思就是说：“王教授，长城钛金公司能制造出这么优良的设备，真是很不简单！”他还送给我一个礼品：两只笔放在座子上，一块大理石上写着“王殿儒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