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忙说：“不方便，我语言也不通，路都找不到。”
她笑眯眯地说：“我男朋友陪你，明天早晨他就过来，到旅馆接你，他会讲英文，你们两个能简单地进行交流，怎么样？”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她的善意。
第二天早晨，她的男朋友开着一辆奔驰来到旅馆门前。我吃完早饭，坐着他的奔驰先在四周转了转，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那儿的景色真是漂亮，绿油油的草地，各种各样郁郁葱葱的树木，像传说中能让人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让人瞬间感到年轻。
我们还一起去了阿尔卑斯山。我也没带厚衣服，坐着缆车上到山顶，上面大雪纷飞，冻得我直哆嗦！匆忙看了一眼，赶紧坐着缆车下来。幸亏身体好，没有冻着。
下山之后就快到该去机场的时间了。那个女孩子也过来了，他们两个一起送我去机场。我开始考虑付费的事儿，在心里算了一下，按4天算，一天10个小时，一小时20法郎，一共就是800法郎。我想给他们800美元吧，还是个吉利数字。
结果那个女孩跟我说：“王教授，那你见外了，我们两个已经商量过了。如果您是官员，我们要算算账，800美元不一定就够，但您是为了事业而奔波，我们不想收，以此来表示对您的一种支持。”
这让我非常感动，也想留点什么东西作纪念，但身上的纪念品都送光了。我翻开钱包，看看里面有没有面值最小的美元，既然不是拿去消费，就给面值最小的。我一顿翻腾，面值最小的是20美元，还非常新。我在上面签上“Dr.Wang”,“Dr.”是用俄文写得，“Wang”是用英文写的，用的是草体。我把这个送给他们作纪念：“我想你们两位永远不会消费这个东西，也不值得消费，不过可以留作纪念。如果你们两位什么时候回到中国，结婚或者怎么样，路过北京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我当时不在公司，这20美元你们可以拿去做物证，我们公司的人一定会高规格地接待，跟我在北京一样。”他们两位收下这20美元后，我就检票上机了。
一个上海的女孩子，远在瑞士求学，居然对国内高科技的发展、对民营高科技的先行者给予理解和支持，这不是800美元的事情，而是一种情分。遗憾的是我把他们两个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全丢了，只记得女孩子的名字里有个“素”字。
后来这事儿让办公室主任知道了，他热情地张罗着给湖南电视台真情节目组打了个电话。节目组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就跟我联系：“王教授，你如果同意，我们去瑞士，到瑞士领馆马上找到这个带‘素’字的女孩。然后把她请来演播室，你们诉说一下这个过程，我们来借题发挥一下，说明中国民营科技是有人理解、支持的。你看好不好？”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节目有点作秀的成分，因此没有同意。中央电视台有几次请我去谈谈对国家未来的看法，我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不是作秀，所以我欣然前往过。
钛金的恩人——北京理工大学
2009年，王殿儒（右）和北京理工大学前校长朱鹤荪教授在一起
北京理工大学是钛金公司的恩人，当年长城钛金在北京注册，便是多亏理工大学的“收留”。更为关键的是，学校后来的历任校长对长城钛金都非常支持。
20世纪90年代，我跟香港合资，香港方面送给我一台当时最漂亮的别克车，开起来挺显眼。有人跟朱鹤荪校长说：“朱校长，你坐的啥车，王殿儒坐的啥车？”朱校长的心态非常平和：“王殿儒的车是投资的外商给他的车，我的车是政府分配给我的，分配什么我坐什么。”
我第一次去苏联出差，就是朱校长促成的。他知道我一开始用的是苏联的技术，为了使这项技术有进步，他利用一个机会鼓励我去苏联。我非常感谢他给了我这个机会，因为我自1962年毕业之后就再没去过苏联，做梦都想回去看看。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人都没有资格去，可是他硬是给我拿到了一个批文。旧地重游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安慰，更有朱校长对我的信任。
后来各届的书记、校长都极力支持我。一个时期学校还由当时做副校长后来做副市长的范伯元担任长城钛金公司的董事长。我的两个孩子都在理工大学毕业，大孩子从理工大学毕业以后，通过考试去意大利留学，二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到国外留学，理工大学的领导给了两个孩子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学校从来都没对我的事情吹毛求疵，而是给予了我百分之百的信任。我对理工大学却心有愧疚，自觉没做过什么贡献，即使赞助一些校庆活动，总共也没花多少钱。
日积月累沉淀真情
我们这些留苏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心中又有友好的情结。在我们出国前，国家就叮嘱我们要做中苏友谊的桥梁，为中苏两国人民做贡献，现在总算机会到了。我恰恰是企业的老板，有资金，也有一定的做事能力，因此就开始谋划着为中苏友好做一些实事。
从接到留苏预备部报到通知的那一天起，就已注定我的一生将和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去苏联之前，我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了解，仅有的一点印象，来自于报纸、杂志以及广播。媒体对苏联进行美化，说社会主义是天堂，那里社会安定，所有的人都像保尔一样，一切都很美好。
到留苏预备部上学的时候，我充其量见过一位教我们俄语的老师，仅此而已。这位老师成为我出国以前见到的唯一的苏联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被选拔去行政专署上青年团培训班，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学毛泽东的报告，其中一篇是《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一边倒”，中国没有两条路，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我们的命运要跟苏联联系在一起。
出国前夕，我们在苏联展览馆的露天会场开会。苏联展览馆前面是16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后面有一个塔尖，再后面就是一个露天剧场。好几位中国领导来给大家讲话，说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能够把我们派出去很不容易，一个人要花去国内几个人的开销，另外这个也是对我们的重视。然后嘱咐我们，一定要作中苏友谊的桥梁，未来在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中多做工作，好好团结苏联朋友，向他们多多学习。
在出国前，种种际遇已经在我们心里埋下了中苏友好的种子。
当火车开赴苏联，还没进入苏联境内时，车上给我们传达：“过了国界，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行李，苏联也不完全像你们想象的样子，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苏联。”我们内心都很诧异，苏联不是什么都好吗，怎么还没出国境就告诉我们要注意小偷？
我到苏联的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碰到喝酒喝多了的苏联人，他说：“中苏友好，你是中国人。”我只听懂了一点，我的苏联朋友就把我拉开了。我心里奇怪，苏联不是天堂吗，怎么头一天就碰到喝醉的人呢？
尽管有这些疑问，但我们都是抱着为中苏友好而努力的愿望去学习的，因此内心都很坚定。
我的青春时代是在苏联度过的，在那里，我确实收获了一段非常真挚的友谊。那时候，学校里有朝鲜人、越南人、德国人、捷克人，还有一部分黑人，但只有中国人跟苏联人的关系最好，亲密无间，融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