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苏联的时候正值两国关系回暖之际，彼此戒心还很大，还没有多少人展开两国友好方面的工作，因此我这一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开拓的意义。
有了第一次的访问，第二次去访问高温研究所就容易了。国家层面对我访问苏联也有所了解，虽然我不是领导层面的人，但他们仍给我一个苏联专家的名单说：“你能不能找到这些专家，问他们可不可以来华工作。”
我第二次去，苏联的校友们就有所准备了，组织得特别隆重。先召开了一个会议，高温研究所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我的大、小导师，同学们都来了，塔斯社的记者也前来采访。
之所以总在高温研究所聚会，是因为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年级都分散了，只有我们这个班的人大部分分在高温研究所。所长、两个副所长、一个党委书记都是我的同学，办起事来容易。
逆流而上开辟先河
1989年，王殿儒访问苏联时在彼得堡镀金雕塑前留影
2002年在海南岛
左起：俄科学院联合高温研究院巴杰宁院长（同班同学）、巴杰宁之子萨沙、 巴杰宁夫人依娜、王殿儒
聚会的时候，一个非常风趣的副所长端起酒杯来，说：“现在请大家端起酒杯，咱们曾经为一个人把酒倒在地上，今天这个人回来了，咱们为他干杯！”25年我都没去过苏联，同学们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传说，说中国迫害知识分子，把留苏的人都打成修正主义，有的人被迫害致死等等。他们纷纷议论：“咱们那些同学还在不在啊？要死的话，头一个肯定是王殿儒，他可能真的不在了。”据他们分析，我已经被迫害致死，所以他们为我把酒倒在地上，表示对我的哀悼。可见他们对我的特殊感情。
我跟高温研究所的友谊就这样慢慢持续下去。我邀请他们来中国做学术报告，介绍他们的成果。改革开放了，我签个字就能邀请他们过来，我有企业，经费方面比较充裕，因此我常邀请他们来中国玩。像高温研究院院长巴杰宁，差不多两年就来一次中国。有一次我组织全体员工去海南岛，他们一家人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儿。大家坐在船上，互相泼水，不分你我。现在拿出当年的照片，虽然年纪大了，但一个个看起来都像个孩子，就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上学时代。
为引进苏联的新技术，我也尝试着跟苏联友人搞一些合作，但遗憾的是，因为个人人小力微，一家企业不能吸收所有的技术，因此很多好项目都没能得到推广，十分遗憾。
高温研究所的副所长拉格里可夫搞隐形飞机，他说：“老王，我在搞隐形飞机。你回去跟中国航空部说，看能不能合作。”他是主要负责人，说了算数。我回来推荐给三机部，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每年冬天，他一定要坐飞机到远东，然后坐直升飞机，最后换上他的狗拉车到他的小木屋去。他一个人在那里度假，带上吃的东西，住上半个月之后才开始工作，有时候还要打一只狗熊回来。
2010年，高温研究所建院50周年又请我回去，除了独联体的外国人，同学里面我可能是唯一被邀请的外宾。我的大导师是研究所创办人，已经94岁了，大家让他讲几句话。他风趣地问：“我可不可以试一试站着讲话？”大家纷纷鼓掌表示赞同。他说：“我现在是荣誉所长，按照我们俄罗斯的法律，荣誉所长没有所长的实权，但是还有工作的权利，我还有车，有秘书，有办公室，我还可以工作。”他的这一番话，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励着我在垂暮之年不断进取。
我70岁生日的时候，高温研究所的同学们集合在一起，给我写了一封信。虽然简单，但信里的每一句话都有含义。比如“以往年代中，那些不祥的，乃至凶猛的落在您头上的生命中的困难，都没能对您的人品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说的是我唐山地震中失去女儿的事情；再比如“许多年商海里的经历丝毫没有能够改变您那些优秀的品质”，这个说的是我没有变成奸商。从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我的了解。
我与高温研究所有着很频繁的交往，彼此有着很高的信任，形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有很多合作，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做成大事。
北京首家中苏合资企业
有一天，苏联使馆直接找到我，向我推荐一种新技术——爆炸喷涂技术。这种技术是把两种燃料放到一起，点火后发生爆炸并产生高温气流，把粉末一起送进去喷到工件上，形成爆炸喷涂层。在航空航天领域，这是非常新的一项技术。
中国已经和很多西方国家建合资企业，但和苏联的合作几乎没有，因此成立中苏合资企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北京外经贸不好决定。但毕竟已经改革开放了，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中苏冷战后第一个中苏合资企业“北京钛得新工艺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了。我在这个公司上也倾注了很多心血，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在我国开花结果了。
钛得公司的成立，在全苏联都有一定的影响。江泽民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前夕，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罗高寿（俄文名字罗加乔夫），在塔斯社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门到钛得公司做客。之所以一家企业可以对国家层面产生影响，是因为在江泽民访问苏联期间，要报道有关中苏友谊的情况，在中国北京成立的第一个中苏合资企业，就成为报道的关注点之一。
1990年，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罗高寿大使（右二）和夫人（左四）来长城钛金公司做客（右一是王殿儒）
20世纪90年代初，中苏合资北京钛普等离子体有限公司成立签字仪式
前排居中握手者是王殿儒（右）和苏联科学院高温研究院院长巴杰宁
这段新闻在江泽民访苏期间多次播放，还引起了一个驻外使节的注意，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镜头，才给我办了一个很难办到的签证。后来，我们还跟高温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另一家中苏合资企业——北京钛普等离子有限公司，其中“钛”代表钛金，等离子的第一个字母是P，所以这家公司叫“钛普”。
我与苏联企业合作，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叫“中苏合资企业”，在苏联成立的企业叫“苏中合资企业”。
苏联解体造成其国内经济急速下滑，货币贬值，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学一起去过一趟列宁格勒。在街上，我们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人饿得难受！后来终于买了一个糨糊一样的东西，大概是鸡蛋打完后放上很多糖，甜得要命，即使这样，也不多卖。
我在国内的事业搞得挺好，就想出钱帮帮他们，为解决商品短缺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因此就成立了莫斯科英特尔公司。我让从国内发些服装到俄罗斯，结果北京办事人员发了三集装箱的货底，全是老鼠咬的残破的衣服，羽绒服里羽绒上的鸭粪都没洗掉。苏联解体了，中国有的“倒爷”，做的真是没良心的事，卖完“高质量的中国货”，又去卖“绝对真实的高质量的中国货”，导致苏联人说：“你们越真实越假！”我想卖一些货真价实的商品，没想到也被坑到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让他们亏本，我当时有能力承受，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对方损失。这家公司经营了一段时间，没有多大的业绩，最后赔了点美元就拉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