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章节中提到的，我在苏联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我跟苏联朋友们一起学习、运动、旅游。寒假期间学校组织青年团到莫斯科郊区的农村去做宣传，只有中国的学生跟苏联学生一起去。我们跟苏联同学一起去宣传党的政策，大雪纷飞中走进农民的小木屋，那一段时光真是愉快！临走时苏联老太太站在门前跟我们招手，我当时就想，可能以后再也不能见面了。在这点点滴滴的相处之中，我跟苏联朋友结下了非常深厚、真实且朴素的友谊。
苏交恶四分之一个世纪
还没等到我们毕业回国，1960年，全部留苏同学被一道命令调回国内。当时赫鲁晓夫当政，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社会主义要变成一家。像欧洲那些小国，比如说保加利亚，除了种水果，什么都不要搞，保证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有水果吃，其它的能源、机械都不用做；像捷克只管做机械，地都可以不种，然后统一分配。但中国不满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因此双方产生分歧。
回国后教育部安排我们听报告，“以前跟你们讲社会主义是天堂，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现在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你们坐惯了热炕头，准备好回去坐冷板凳。另外，你们能学点儿什么学什么，尽量把好知识带回来，友谊的事儿就别提了。”
一个国家在暑期把成千上万学生全部召集回国，并告诉留学生两国关系的恶化，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
当年我们就返回苏联，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学习。在学校里并没有看出差别，但确实有点坐冷板凳的感觉。大使馆教我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我们都照章行事，因此在彼此的往来中多了一些外交辞令。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拜访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刘少奇和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台上手拉着手，随后一起举起手来，共同说：“中苏友谊好！”活动之后大使馆告诉我们：“你们冷板凳坐了一年，有可能慢慢要坐热炕头了，要有思想准备。”
不过还没感觉到温度呢，两国关系又开始恶化。1962年我们回国，正是两国交恶的时候，赫鲁晓夫一夜之间把那么多苏联专家撤回去，使我们159项工程不得不半途终止。
回国的时候气氛十分紧张，有的苏联人不敢送我们，但我们的同学还是去车站相送。所以我在一首诗里写到：“虽然是六十年代初的莫斯科严寒，人民之间的友谊仍旧是亲密无间，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来送行的老师、同学和亚拉斯拉夫车站。”
回国以后，国内不可以给苏联写信，收到的信都被拆封检查。这一交恶，一下子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从我1962年回国到1987年再去苏联，整整过去了25年。在这25年间，两国几乎都是在吵架。先是打笔仗，笔仗之后开始动武，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如果说两国真正交战，各为其主，我是中国人，就得站在中国这一面；如果说苏联多坏，人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也不知道；如果让我说当初这些同学、老师都变坏了，那我说不出来，因为他们确实特好。
后来人家说，我们有一种亲苏的情结，说也是这样，不说也是这样，因为那份友谊在，不是几句话就能改变得了的。从我来讲，我还是盼望两国和平相处，在我的心里，一直盼望着中苏友好。
逆流而上开辟先河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慢慢地，中苏两国关系逐渐回暖。
两国交恶，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宁可高价到西方去买产品、技术，也不去买苏联的东西。但是，两国关系一旦回暖，我就希望有机会促进中苏友谊，希望多引进苏联有用的东西。
我们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西欧都开始有经贸往来，但对苏联市场都很陌生。国内会讲俄语的人没有几个，我们这些原来会讲俄语的人也张不开嘴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而且某种“黑金”已经形成，跟西方做生意有便宜占，所以跟西方做生意蔚然成风。而且当时中苏关系刚刚缓和，也没有合作的渠道。
我们这些留苏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心中又有友好的情结。在我们出国前，国家就叮嘱我们要做中苏友谊的桥梁，为中苏两国人民做贡献，现在机会总算到了。我恰恰是企业的老板，有资金，也有一定的做事能力，因此就开始谋划着为中苏友好做一些实事。
1987年，中苏两国刚刚开始往来。我早就想回苏联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我做钛金公司所用的技术，就是苏联人在乌克兰发明的，后来被美国人买走了。
25年了，我跟苏联的同学、老师都没有来往，连同学的名字都忘了，只记得一个同学叫萨沙，但是他在哪里，却不知道。因此很难获得邀请信，没有邀请信，就很难获得批件。
就在这个时候，偶然一个机会，以前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王殿儒，我刚刚从苏联回来，碰见你一个同学，他问你在哪里，我告诉他了，他向你问好，并且留了具体的联系方式。”
那时候中苏并没有多少交往，这可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一次交往。中国、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合作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跟能源有关，是我大导师一生所倡导的方向——磁流体发电。该技术是未来的一种发电技术，它能够把一个火焰变成一个导体，通过导体流动来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电流。中国和美国都很认同这个方向，尽管当时国家关系还没有恢复，但是这个合作还是进行了。这个项目需要一个超导磁场，美国人专门改装飞机把设备运到莫斯科，送到我大导师的高温研究所去。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人到莫斯科去参加了这个活动，恰好碰见了我的苏联同学，这位苏联同学是我的舍友，已经成了苏联科学院高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这时候，正好北京理工大学朱鹤荪校长有想法，跟我说：“王殿儒，你是不是到苏联去看看有没有其它新技术，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发展。”我说：“批件不好办。”他说：“这个问题留给我。”
我打电话给我苏联的同学，结结巴巴的，他高兴地不得了：“哎呀，你是王啊！”我用俄语简单地说：“我可以来访问，你帮我办个手续。”他很高兴地答应说：“我一定努力。”
打过这个电话后，他们那边就热闹起来了。因为苏联科学院高温研究所是我的老师、同学们创办起来的，后来发展到三千多人，在世界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在高温方面有很多重大的研究成果。他们一听说我要去访问，无论如何也要办成这件事。我的另一个同学在做苏联科学院高温研究所的所长，叫巴杰宁，他和我的舍友、高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一起，到科学院去拿批文，正式发邀请。虽然不是很容易，但最终还是办成了。在朱校长的帮助下，我拿到了特批，如愿重返苏联。
他们在各方面安排得都很好，给我介绍了磁流体发电，还请了研究所里了解我这一行的技术人员，跟我一起座谈。我拜访了我的大导师，也就是研究所的创始人——森德林院士。2006年普京还给他发了俄罗斯的特别贡献奖。
之后我去访问了列宁格勒。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走的时候我的房间没有退，行李还放在旅馆。等我回来以后，旅馆跟我说：“您的房间跑水了，给您换换房间。”其实我的房间没有跑水，而是我走期间，苏联安全部门翻检我的东西，恢复不了原状，怕我回来发现，就给我换了一个房间。后来我走之后，苏联安全部还问：“那是王殿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