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四哥参加抗美援朝，曾在上甘岭给我寄过照片，他的命不错，没在朝鲜牺牲。我二哥身上有好多洞，他身上一个也没有，而且还当了好几次战斗英雄。二哥一次和日本人打仗，在和日本拼刺刀的时候，差点让日本人扎死，多亏背后的一双布鞋救了他一命。他回家跟大家讲起这段，一副不当一回事儿的样子。
四哥“非典”时生病了，当时我去了美国，不在他身边。他得了肠方面的疾病，血管堵塞，肠子坏掉了，医院抢救也不及时。等我回来，他的肠子已经去掉了，就剩下一点点。所以他消化很不好，慢慢就结束了生命。
三个姐姐当中，我对二姐的印象比较深，但她叫什么名字，我却也忘记了，只记得中间有一个兰字。因为我比较小，大家都很疼我，而二姐尤其疼我，所以小时候我特别愿意去二姐家。那时二姐常常专门留个大碗给我，有什么好东西都放在里面，让我吃得很满意。
二姐一生育有三个女儿，一直特别希望能有个儿子。1949年，我上中学，她终于如愿以偿怀了个男孩，但生产时出了意外，当时也没有剖腹产，乡村医生缺乏相关的急救常识，结果大人小孩都没保住。姐夫没有得到期盼的儿子，还痛失爱妻，没等两个月便暴病身亡。夫妇俩留下几个闺女，大闺女领着二闺女艰难度日，小闺女只好送了人。
因为有很多哥哥，所以我仅有的一个妹妹王淑兰就有点娇惯了，上学时老嫌艰苦，没坚持下来。后没几年，我四哥把他介绍给他的战友，她就这样嫁给了一个解放军。
王殿儒妹妹王淑兰和妹夫杨占元，摄于20世纪50年代中旬
我和妹妹关系挺好，她是在我这里去世的。当时她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因为医疗事故不幸去世。她本身血糖不高，护士刚给她注射了葡萄糖，就测血糖，结果自然是血糖很高。于是医院就给她采取降糖措施，这一降就把肾指标降下来，再也没有起来。以后她就总得做透析，最后坚持不住，在医院去世了。我安排了她的后事。
金婚半百，风雨同舟
走着走着，日子填满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脚步踏过欧、亚、美、澳、非，有山有水、有沟有坎、有笑有泪，甜是甜，苦也是甜。
恋爱不久分隔两地
我爱人叫边振伦，1935年3月17日出生。我岳父岳母的籍贯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后来落脚在唐山市了。我爱人从小在那里长大。她初中、高中都在河北省唐山第一中学读书。在高中的时候，我和我爱人是同校同学。那时高中一个年级有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是女生，剩下的三个班全是男生。她在高中就入了党，很活跃，还曾在河北省体育运动会上，短跑进了前三。当时我知道她，但从来没说过话。我被确定留苏的时候，她也被选去苏联。后来好像因为她姐夫曾说过一句“落后”的话，结果政审被刷下来了。
但她毕竟还是受信任的人，因此后来就进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业学院是一个军工学校，一般人进不去。我当时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这两个学校挨得很近。一天晚上我在俄语学院门前碰见她，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来往，并且确定了关系。
确定关系后我就出国了，她继续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我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读书。两人分隔两地，电话也不能打一个，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普通电话也接不通，只能写信联络。她学无线电专业，主要学无线电、雷达这方面的东西。她那时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还做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相当活跃，非常积极。
请假回国喜结连理
1988年，王殿儒和爱人边振伦在香山植物园
1959年，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给了我一个特殊的照顾，允许我回国结婚。婚礼很简单，那个时候是越简单越好。我们在家办好结婚手续以后，到湖南长沙我二哥那里举行了结婚仪式。
结婚仪式上买了些水果糖、冰棍，仅此而已。二哥一家，还有我二哥军干校的领导都去了，我哥很高兴。我9月1日要上学，婚后不到一个月，就回苏联上学去了。
1960年，中苏交恶，中央把我们叫回来，正好赶上国家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1959年没有特别困难，但是到1960年已经很困难了。我爱人有明显的浮肿。她当时是学生干部，什么都要带头，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可是我从国外回来，看到饿死人了，就认为国内搞得乱七八糟的，很不好，于是两人不免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很多夫妇，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因此打得不可开交，有的甚至都离婚了。我们俩看法虽有不同，也是因为处境不一样，谁也不是故意的，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做出的判断。
我回国以后，因为爱人做学生会的工作，学校给她特殊待遇，让她提前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做老师。我则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做技术员，两口子一起住在北京工业学院里。一开始我们住学生宿舍，接着搬到教师楼。教师楼是个筒子楼，只有一个洗手间，周末去洗衣服，都要早点去抢，否则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水龙头从早到晚都不休息，大家排着队去洗。
后来我们搬入学校分给的一个单元，三个门，四间屋子。其中一间小屋子，有八平方米的面积，住着一对夫妻。我们的那间有十三四平方米，我们一家人住。母亲来了住这里，甚至我哥来了，也只好挤在一起。另外一间屋子是一个门一个套间，住着一家六口。这个单元没有厅堂，只有一个厕所，还跟洗手池在一起，要上厕所就不能洗脸，要洗脸就不能上厕所。一个厨房三家在里面做饭，就一个水池洗菜。有时候邻居之间也发生些矛盾，倒不是人品的问题，是真的没有办法，这么一个小小的单元里面挤着十一二个人，生活中当然多少会有些冲突。
1963年生了我大孩子，1968年生的女儿，那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钱不够用，我要给母亲一点儿，我爱人也固定地每月给父亲母亲邮15元，一分不差。我们自己过日子，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煤、粮、卫生纸买好。没钱买菜可以不吃菜，但粮食要吃。为了生活，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去石景山给北京首钢讲语文。她是学无线电的，真难为她了，给工人讲语文，就为赚点钱回来。一大早去，大晚上回来，持续了半年多，给家里增加了一些收入。
金婚半百，风雨同舟
唐山地震相濡以沫
1976年前后，国家层面的变化非常之大，我和爱人也在这个时候经受了一生当中最大的变化。先是东北大面积的陨石雨，随后便是几位伟人相继去世，特别是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几十万人口顷刻间没有了。因为我岳父母家住唐山，我算经历了这场地震。
7月24日早晨，我爱人和我九周岁（虚岁）的女儿要去唐山市外婆家。本来是我爱人一个人走，后来我女儿说：“爸爸，我也去。”我想想，跟着去也行，就同意她去了。
她们娘俩7月26日去的，27日在那儿待了一天，计划28日白天坐火车回北京，但是那天早晨天还没亮，大地震就发生了。
王殿儒的女儿王小英， 摄于1975年
当时我和儿子在一起，感到北京的楼房在晃，我们忙从楼上跑到楼下。直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震源在唐山。那时候也没有手机、电话联络，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现场采访的镜头，所有的情况都不清楚。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我心急如焚，因为爱人和孩子在那里，当时一心想去看一看他们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