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后他一直务农，我大哥不当村长后，他接着当了好多年，直到年老了才交给年轻人。他所以长时间当村长，是因为他处事公道，不徇私情，能够秉公办事，而且账目公开。村里财政统由会计掌管，但他从不牟取私利，所以深得乡亲们的信赖和拥护。
四弟好喝酒而且酒量大，我和他两个人喝两瓶白酒，我最多喝二两，剩下的就都归他喝了。喝完之后，他仍然肤色正常，毫无醉意。正因为酒量大，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损害，身患肝硬化、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侄儿们劝他戒酒，仍不听劝告，最终于2004年病逝，享年79岁。
侄子
大侄子
大侄子张明珠，1951年4月出生。他自幼聪明，胸怀大志，常对我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航空飞行学校，各项考试都优秀，最后政审时因为我的影响而未被录取。对于这件事情，我深深地感到愧疚，我不但影响到自己的子女，还波及到我的侄子，实在是有愧于他们。
后来，他进入政法大学学习三年，毕业后不久就升调菏泽市单县法院院长。他到任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整顿法官审判作风，清除积弊，在很短的时间，单县法院的面貌焕然一新，赢得单县群众一片赞誉之声。我很为这个侄子自豪，而他在挫折面前不放弃，最终取得了成功，也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二侄子
二侄子张明林，1957年9月出生。他初中毕业后，考入沈阳铁道学校，入学不到一学期，因为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就自动退学回家了。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于是他也开始学医，后来经过刻苦钻研，成为了一名医生，现在在东明县东关开了一处诊所。
二侄子交友甚广，有很多朋友。他处事公正，很多棘手的事情由他进行协调之后就基本能得以解决。
我四弟膝下无子，张明林自小过继给我四弟，明林对他四叔非常孝顺，经常回老家探望，一年要回去很多次。如果他四叔有些许病痛，二侄子立即就把他四叔接到东明治疗，侍奉左右，有如亲子。他孝顺的行为在邻里中的口碑甚好。
三侄子
三侄子张明选，1960年9月出生。在中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在北京空军做了3年卫生兵。他本想继续留在部队，但因为我三弟妹一定要他回家，他只好回了家。
可他在家呆不住，冲动之下就跑到河南少林寺去习武，成为少林寺的俗家弟子。经过了几年的苦练，他颇有收获，他练的硬气功，用钢筋顶住喉咙，可把钢筋顶弯。他曾多次随少林寺武术访问团出访，访问过欧洲、澳大利亚等地。他在东明当地很有名气，设有武术馆收有很多徒弟，每天早午晚都练得有声有色。
他对父母很尽孝道，对作为伯父的我也像对父母一样。他经常到安阳来看望我，对我嘘寒问暖，使我甚觉亲切。
四侄子
四侄子张明华，1964年1月出生。他中学毕业，参军后当了驾驶兵，复员后在法院工作，曾任审判庭庭长，现任职于监察庭。他工作认真谨慎细密，从不越雷池一步；为人宽厚大度，不拘小节。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很有人脉。他生有一女一子，现在均已大学毕业。
朋友
李玉堂
在我的朋友中，与我共事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意趣最投合的当数李玉堂。
李玉堂，河南省淮阳人，黄埔军校14期毕业生。1943年我到16军94师任连长时，他就是副营长了，等我升副营长时，他又升营长了，直到1947年8月我才追上他。以后我们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又成了连襟，这样我们不但是同学、一个团的同事，又加上一层亲戚，于是关系自然更加密切了，患难与共，亲如手足。
此人为人义气豪爽、慷慨大方；对部下宽严有度、恩威并济。在战争中，他每每身先士卒，勇冠三军。因此，他所部都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师里有什么重要任务都要叫他去完成。
1947年在霸县昝岗之役，解放军三个纵队，包围了我们一个师，意图围而歼之，而李玉堂那个营正是解放军攻击的重点，所受的压力最大、火力最猛、兵力最多，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他的那一个营的工事被催毁了，人员伤亡惨重，但他所在的阵地仍然安如磐石。战斗结束后，受到司令部的明令嘉奖。
1975年被特赦后，他分配到北京市平谷县一个工厂里，后来得了食道癌。我去平谷看望他多次，可惜他于1987年不幸逝世，享年72岁。1989年时，我和老伴还去平谷，在他的墓前哭祭了一番。
杨培要
杨培要既是我的同村的同乡，又是小学的学长，还是我的朋友，他与我的人生道路至关重要，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考师范的时候，他在后师快要毕业，他对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毕业后当个小学老师有什么前途？不如考中学上大学比较有前途。”我告诉他：“我家经济条件不许可。”他就坚决地说：“我供给你。”
他之所以对我这么慷慨义气，我想从以前一段往事中可以找到答案。我上高小的时候，校长史可岑在乡村建设派的学生中组织“好朋友团”，8到10人一团，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学生之间亲亲热热和和气气，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再也没有出现以前那些打架斗殴的现象。后来我从中也受到启发，回到家中也在村里组织了一个“好朋友团”，还组织了一个储蓄会。好朋友团的成员，多数都是储蓄会的会员，会员借钱利息很低，再不受地主高利贷的剥削。
我们还在村里空旷的地里修盖了三间草房，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没有让家里花一分钱。我们实行义务制，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土坯是自己打，梁檩是谁家有多余，谁家就拿来。屋子很快就盖好了，我们白天各忙各的事情，没有事情的就可以来这里读书学习。杨培要常到那里，还给大家讲物理课程。到晚上，大家还可以在里面打拳、看书、下棋。村里乡亲对我们的做法都很赞许，杨培要看到我小小年纪还有些组织才能，有培养前途，所以他愿大力栽培我。
“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家乡，12年后回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乡亲说他的晚景很凄惨。我离开家乡后，他已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是就在好朋友团的基础上，在山东菏泽地区打开了游击。南华县1950年解放，他就担任了南华县的书记，到1952年平原省的《平原日报》上批判他闹地位、闹小米观点，把他拉到北京去批斗，把耳朵都打掉了一个。他不服气，成了神经错乱。他回到家乡时，他的原配妻子（离婚不离家）不愿意照顾他，他只好去他姐姐家住。时间一长，她姐姐也不愿理他，于是他只好又回到村里。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拿个碗到别人家门口一站，也不说话，只是把碗向前一伸。邻居们见到他都会给他盛碗饭，他接过就一声不吭走了。乡亲们看着昔日的读书人和县委书记蹒跚而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同情而又无奈。
后来他的问题虽然平了反，恢复了工作，但本人终因忧郁寡欢，苦闷而死。我了解他的遭遇之后，不禁扼腕叹息，怨恨天地之间人道的不公。
我与阅读的难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