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丰（台）沙（城）铁路线正在修二线，需要减少一部分车流，南口到沙城这一段的车流就加到我们南口的京张线上了。火车是按线路分段运行的，比如说从西直门出发的火车，要经过沙河、昌平，才会到达南口，火车到了南口我们才接下任务，从南口一直到沙城，这段线路的任务由我们值乘。
当时大家还是很乐观地对待这次下放改造的，我们就学样板戏里李玉和的角色，高举红灯，走康庄大道，那时候晚上我们举的灯是火车站开车、停车指示的信号灯。白天则用红绿小旗指示车辆运行。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很“吃香”的。当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吃定量，机关干部每月粮食定量是29斤，而运转车长是43斤，大家都很满意，特别是我家里的小孩正是能吃的时候，所以我们这十几个人就高兴地享受这“特殊待遇”了。更为舒心的是，还可以值早乘，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六点钟车从南口出发，途径关沟段。所谓关沟段就是居庸关这段特殊区段，这段铁路地处坡道、弯道，曲线半径不够大的话非常容易翻车，要靠大动轮机车才能推动，南口机务段设的10个动轮的大机车，一般为6个动轮。为了行车安全，把运转车长所在的守车挂在最前部，前方线路有什么险情，可以随时跟司机用红绿旗进行交流。
这段铁路在京张铁路修建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下面补充一些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情况。詹天佑是中国首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188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同年回国。1888年开始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仅用七十多天就完成铺轨工程。后又参加修筑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需要在滦河修一座铁桥，面对英、日、德工程人员建造这座铁桥的相继失败，他毅然挺身承担造桥任务，最后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工程。詹天佑这一生最大贡献，就是在于他成功地修建了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1905年，詹天佑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这条铁路穿山越岭，全长两百多公里，工程之艰巨为他处所未有。他亲自勘察，选定路线，与工人一起，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隧道工程中渗水、塌方等困难。在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詹天佑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在北京青龙桥东沟，采用人字形轨道。第二，用两台大马力机车调头互相推挽的办法，解决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第三，八达岭隧道采用通天孔的设计，这是因为当时使用的是蒸汽式列车，蒸汽需要排出，在隧道里这点很困难，詹天佑在隧道中间打了一个通天孔，能让蒸汽迅速排出。京张铁路于1909年竣工，总费用大大低于外国承包商的索价。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乘的时候，我的守车挂在前端，可以浏览到关沟段的全景。当时的关沟段有“七十二景”，穆桂英点将台、长城的居庸关、八达岭隧道、弹琴峡、岔道城，都在这个区段里。所以值早乘的时候，观赏“七十二景”，路基旁边伴随机车笛鸣，真觉得是一种高档的享受。但是也曾遇到过险情，有一次紧急制动，一名值班值乘从车门跌至火炉造成重伤，我在一次值乘中遇到顽劣儿童扔石子，险些被击中。
恢复名誉
1971年，给公安人员恢复了名誉，我也从南口调回了公安处，当时我是这一百多人中第一个调回的，其他人也陆续归队。但是回来之后仍旧很受罪，虽然是回到了公安处，但是当时的公安处是由“军管会”掌握大权，对于实际工作，他们都是外行，我就在这些外行人的监督下工作了几年。
1972年，公安分处办公室合影，二排左三为王立业
回来之后，我主要是在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的工作很不好干，什么都干，也就是当时的五个部门——行政、总务、技术、档案、文秘的工作都要做，干这几摊工作也是很累的，除了办公室的党支部书记一职外，我还兼任工会主席，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也受到余震影响，我担任了抗震办公室主任，主持防震抗震工作，保证机关安全。
办公室的工作任务相当重，负责协调业务部门的工作，协调的主要部门有：侦查一科、二科、三科和四科。其中一科负责侦查刑侦，二科负责地区保卫，三科负责治安，四科是警卫。因为分处长、党委书记都是“军管会”的人，不懂业务，所以就是由我来代替领导协调执行任务，没权没职，就是负责干活。
“文革”结束铁路秩序步入正轨
从1971年开始，铁路系统秩序一直很混乱，领导不懂业务，直到1975年铁道部领导换届，万里当上铁道部部长，中央下发了一个稳定铁路秩序的9号文件，才转变了铁路运输混乱的局面，逐渐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我也于1979年调回了铁道部公安局，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公安部十局。接下来几年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收获颇丰的，职务上，提到了处职；文化上，我在北京电视大学的法律系学习，获得了大专文凭。另外，1993年评警衔，最高级别的是警监，局级以上的干部能评到警监，我们处级的干部就是一督的警衔，下面再低一点儿的正科级、副科级就是二督、三督和警司的警衔，这也算是“文革”后我在公安战线上获得的一点安慰吧。
回到铁道部公安局后，我开始做了一段政治处的工作，主要是做干部宣传。后来到民警处工作，做民警的素质培训工作和枪支的管理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也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
四岁“神枪手”
这件事情发生在1982年，现在依然觉得想来很蹊跷，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们警卫处有一个叫陈浩的干部，他在执行完警卫任务后，没有回警卫处报到把枪上交，就直接回家了。回家之后也没有检查好枪，也没上心看着这枪，结果被他四岁的孩子把枪拿走了，关键是这把枪的保险没关，是可以实弹射击的。小孩儿把枪拿出来之后，就跟他姥姥玩游戏，拿枪指着姥姥：“别动！”结果一下子枪就响了，老太太不明不白地就被打死了。
这个造成恶果的事件是由于陈浩的失职行为造成的，其实这个惨案是可以避免的。事发之后，我被指派到陈浩家勘查现场，访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作为公安局的政工干部，去了解、调查他违反纪律的程度。但是陈浩的家处在西城公安分局管辖范围，西城分局要把人带走，把案子接手，如果他们把陈浩带走的话，这对于铁路公安来说是抹黑的事，调查工作以及后事处理都不好办，所以最好能够在我们单位内部解决，可是按案件类型来看，案子又是在西城公安局的属地管辖范围内，如果我不让他们带走的话，势必会引起冲突。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我给当时的局长徐秉义电话汇报，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徐局长就说：“行，你不用管了，交给我，这个事情我处理。”
这件事惊动了上级领导，后向铁道部部长汇报，经过领导签署批准，以铁道部的名义，给陈浩一个通报全路公安机关的记大过处分。后来这件事不胫而走，传开了，有人就讽刺说：“公安局真厉害，四岁的孩子都是‘神枪手’了。”这也给我们造成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