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革命闯将”上访的人数逐渐增多。公安部就抽调各个局的骨干在政法干校成立了上访接待站，我也被抽调去做具体工作。当时我们这个接待站有一个名称，叫“铁道卫士”，解决上访的一些问题。我们组织接待的这些干部也有被“造反派”劫持的，当时有一个叫卢玉文的人就失踪了四五天，家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就结果是被“造反派”劫持了。
有一次我跟一个三局姓纪的一起接待了上千名的上访者，任务是传达周总理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关于平息思想混乱、稳定公安队伍的。我跟老纪一起负责这个任务，结果老纪很滑头，他偷偷溜走了，我找不到他，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拿着讲稿就上了台，因为之前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也是很紧张的，但还是想着要学着领导讲话，先稳定会场，念毛主席语录，说“造反有理”，稳定这些“造反派”们的情绪，尽力把会议的气氛搞好，以便顺利完成任务。
但是情况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在传达周总理讲话还不到一半的时候，讲台下面就乱了，根本就不听了，他们还选出了代表，一下子就从下面蹦到了讲台上，当时我根本就制止不了，也没有这个能力制止，当时是“造反有理”。
“文革”开始公检法受冲击
当时，蹦上台来好几个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津公安部门选出来的一个代表，他就质问中带有蔑视地语气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来传达周总理的讲话？”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受领导的委派，我就做这个工作，我是执行领导的指派行为。”我的行为是很正当。但是这个“造反派”的小将就不讲道理，就对我推推搡搡地说：“你下去，你没有资格。”还给我念语录，应该怎样对待“造反派”。
结果，他们两派就形成了围攻，我是有理也说不清，处在这种状况下，只好被迫停止传达，没能完成任务。当时我还被“造反派”们扣留了一天，当时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人来解救我，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老纪也不知去向。实际上，他们是去调查我了，打电话去公安部，问我的出身，调查我的情况，后来弄明白了，我就是一个小干部，不是什么主要领导，才把我放了。
这真的是一场闹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本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本来是给这些上访的人解决思想问题，结果适得其反，成了一场闹剧。
王林友事件
当时，还有一个事件让我印象深刻，是由消防队处理的有关铁路的一个事件。我们称之为“王林友事件”。
王林友是包头乘警队的一名乘警，有一天在包头到北京的90次列车上执勤，途经张家口的时候，车厢里发生骚乱，一些红卫兵在车厢闹事，已经威胁到列车的安全运行，于是乘警王林友就来解决这个事情。因为他对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早就看不惯了，言语失当，红卫兵接受不了，结果形成了围攻殴打，这人一耳光、那人一拳头、下边又一脚。王林友还是比较机警的，最后他躲在车厢连接处，那里相当于隔开了三面的攻击，只能打一面，他可以护着头和身体的关键部位，可是最后还是被打成重伤，好在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后遗症。火车行至终点站西直门，车站里有解放军“三支两军”的驻勤人员，他们四五个人把王林友护送下车，然后联系铁路部门，秘密地把他送到了当时西郊羊坊店的铁路总医院。
这个事件的后期处理就交给了我们公安部十局，由我来承担保护治疗的责任。我马上到医院，代表领导慰问他，当时也不敢指责红卫兵的行为，只能安慰说：“你还是做得对的，自我保护措施也不错，幸免重伤伤亡的后果。”对他安慰一番之后，就委托医院把他作为我们公安部门因工受伤的重点病号来对待，正好我们十局办公室副主任的爱人王志兰在铁路医院工作，就由她来做护理工作。
住院三天之后，又把他送到了西郊的香山饭店。为防止被红卫兵发现，继续受到伤害，就做了一些秘密保卫工作，派我到香山饭店去秘密保护他，给他安排作息时间，帮助他治疗康复，不过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个“美差”了。当时秘密保护他两个月，家里也不知道我的去向，还以为我被劫持失踪了呢。
后来王林友出院之后，就回到了包头乘警队，我负责留档。但是，事后有个麻烦的问题，就是这次的经费报销不了，公安部十局没有财权，要到部里财务处去报销，没有领导批示，那里不给报，就压到了局长那里，最后这个钱由我们局长李清昌自己拿了，当时的一千多元，对个人来说真的是很大一笔钱了。这是我们公安部门干警受冲击、受迫害，无法解决的一个典型事例。
“砸烂公检法”
“文革”继续展开，1968年，谢富治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说法，这对于我们的公安部门是一个非常大的灾害。
1968年底，我从公安部调回了北京铁路局，到军管组织的丰台党校参加学习。这次学习可以称作是改造公安部门的“集中营”，所谓学习，实际上就是在“砸烂公检法”口号下处理公安队伍的一个手段，要让公安队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让我们去参加劳动改造。
当时公安处的领导，处长、分处长，甚至基层所队的领导，有不少都被关进了“牛棚”，在那里受审、受折磨，公安处的“造反派”们用公安破案的手法对他们进行批斗，称他们是“牛鬼蛇神”。当时造成了两位派出所领导的死亡，一个是西直门派出所的指导员郭福禄，他在玉米地里上吊自杀了，另一个是南口派出所的所长王福田，也是上吊身亡的。这次的“砸烂公检法”对我们公安部门造成了严重后果。
我当时是丰台党校学习班的一名学员，是从公安部调回基层的，军管人员认为我是从中央部门下来的干部，利用我曾经从事过的职业，让我去调查当时的“走资派”、“牛鬼蛇神”。让我去调查了两个人，黄维三和许梦书，调查他们的“假党员”问题。去了他们的老家好几趟，但还是弄不清楚，因为当时的组织生活也不健全，手续也不清楚，找不到关键的介绍人，后来就让他们自己交代怎么入党的。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党员，但当时就按“假党员”对待并进行调查批判的。
“文革”开始公检法受冲击
1969年，学习班结束之后，我们这些分处机关的、乘警队的、刑警队的干部们就被下放当了工人，有一百多人。我和机关的十五六个人被分配到南口乘务所，担任运转车长，当时这算是下放劳动里最好的工作了，其他的就是干扳道员、装卸工、道口看守一类的体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