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张先生曾去欧洲进行访问，回国后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他还专门到水科院来看我这个许久未见的学生，当时我在进行一项模拟试验，在繁忙中看到恩师熟悉的面孔，心中感到格外地温暖与亲切。
还有一位令我无比崇敬的老师——严愷教授，他在我国水利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时他担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也兼任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曾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严先生早年留学荷兰，他在荷兰水利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这一届学生也是华东水利学院河港工程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其中我们所学的波浪理论的讲义就是由严先生亲自编写的，他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的地位的确不可小觑。
严先生也是对我最有影响的老师，也可能是与专业有莫大的关系。我们有很多机会见面，我会让他知道我的研究工作的进展，每次见到他都感到十分亲切，但他对我的要求却十分严格。在成立全国泥沙基本理论指导委员会时，他担任主任一职，而我与谢鑑衡、窦国仁是副主任，当第一次会议在水科院泥沙所召开时，会务组将严老师从机场接到紫玉饭店，安排好住处后，我陪他来到餐厅，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刚刚坐到饭桌前，严老就生气似地说不吃了。我万分奇怪，猜不透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就在迟疑之间，严老师指着桌上的酒说：“难道中午也要喝酒吗？”我很难为情，马上请服务员把酒撤下。这是老师第一次对我发火，其实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几十年来只爱喝茶，但老师这次生气，却让我对老师更加由衷的敬佩。此后，我便立了一个规矩，凡是参加泥沙专业委员会和泥沙基本理论指导委员会的会议活动，聚会的桌子上一律不允许上酒。喝酒之风确实该整治了。
辉煌的大学时代
严先生很重师生情谊。记得有一次他来京时，见到我就问问支道枢的情况，他想到许久未见的学生，因此我就约请了支道枢（中国水科院教授）和梁瑞驹（中国水科院院长），有我做东，请大家在西苑饭店吃火锅。我们三人向恩师诉说各自的情况，他一直谈笑风生，十分开心。
现在恩师严愷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可敬的身影依旧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在华东水利学院，有众多让我受益的恩师，刘泽仁先生、呼延如龄先生、张二俊先生、桑新圃先生……我的大学时光是异常充实的。
即将毕业时，我的爱人倪承瑞来到了南京，分别了三年多的时间，相恋了三年多的时光，最终我们实现了对爱的承诺，终得相依相伴。
留苏生涯
1956年9月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时，48班合影，曾庆华（第三排左一）担任班长
1956年时，学校选择一批学生到苏联留学，当时我有幸成为了留苏的预备生。当时国家对于留学生的选拔是进行大范围的遴选，所有人都通过学校的推荐、政审、体检和成绩考查后，再进行统一考试，这一系列都通过的人才能够成为留学预备生。后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语，与此同时，还要对身体和服装进行准备。
当时统一考试的地点被安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我们水利方面要考查水力学、流体力学和俄语。而我的母校华东水利学院，为了让我们参考的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考试，规定把毕业论文答辩的时间延长到统一考试之后。学校的老师对我们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在我们集中复习期间，严愷院长经常到我们复习的地方来看望我们，同时还不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我们桌上堆放的参考书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笑着对我们说：“需要看那么多？只要巩固你们学过的最基本的知识就好了。”严院长亲切简单的话语中，透露出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得我们紧张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我们的信心更加足了。最终，在全国留苏的统考中，我们学校的录取名额是所有水利专业院校中录取最多的。
顺利通过所有审查和考试之后，我于1956年8月到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我担任48班班长，支部书记由储传英担任，当时我们一个班有30人左右。
当时我们48班的班主任名叫许威，班里年纪最大的是副教授蒋孟厚（建筑专业），我能记起的同学有储传英、肖焕雄、徐基丰、周素贞、支道枢、张仲南、郗殿钢、周兆合、周炳章、黄福其等人。一年时间的俄语学习，我们这些学生都十分努力，可以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专门训练，我们的俄语水平已经达到出国学习的要求。
原规定一年的俄语学习后，到1957年就可以到苏联留学，但由于中苏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以苏方要求应届毕业生必须工作满两年才能够赴苏学习。当时国家已经安排我的研究方向——河流泥沙问题，而具体的课题就是“弯道的河床演变”，这是在河流泥沙研究中一个很难的课题。为此，我的一生就与泥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已经由国家根据科技发展需要确定下来，虽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是觉得只要能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人生的最大价值。
1957年，国家高教部派我到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渠研究所（泥沙所前身）工作两年时间。当时我跟随国内著名的泥沙专家、河渠所的创始人——方岱宗先生，这让我深感万分荣幸，是方先生将我带上了从事泥沙研究的道路，为江河治理献计献策。方老一生都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重视实际与理论的结合，做事不求名利，清白一生，对祖国人民无限忠诚，无私无畏，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1990年，导师方宗岱先生（左）与夫人张志京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合影
我在泥沙所工作的两年时间中，方宗岱先生让我实地了解了永定河、黄河、废黄河，并由此写出《三河特性》的分析报告。这两年的时间确实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充分了解了黄河的特性，了解了中国泥沙问题的严重性。
随着两年时间的渐渐流逝，1959年10月10日，我们一批当年的留苏预备生终于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路是那样的漫长与遥远，我们从北京出发，路上经过了满洲里、贝加尔湖、西伯利亚，整整七天七夜的时间，才到达莫斯科。
1960年，曾庆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旁的莫斯科红场
这是我第一次坐着火车跨出国门，眼睛突然变得湿润起来，突然之间就感到我已经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同时还背负着沉甸甸的两个字——中国。国家从经济上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每个月给我们700卢布（当时一卢布相当于两美元），甚至连我们一年四季所需的衣物都为我们这些留学生备置妥当。每个人两个大皮箱的衣服，全是当时有名的“红都”服装店为我们量身制作。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武装”到了牙齿，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留苏生涯
留苏不是资本，而是应对祖国人民负起的责任，要让祖国尽快变得富强。于是我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毅然站在了莫斯科这片土地上，感慨万千。这里真的很美，克里姆林宫、红场、莫斯科河的两岸，还有高尔基大道，都充满着浓郁的俄式风格。我由衷地感受到这宏伟的俄式建筑中，透露出一阵阵红色的气息，实在让人称羡。